■傅通先

　　名石苑里会名家

　　革命老人、老报人秦秋谷百岁华诞前夕，亲自给我电话：“小傅，这个月29号，我就一百岁了！想请几位老朋友聚聚,上午11点半钟在曲院风荷名石苑。我96岁住院时请你写的一幅书法‘德艺双馨’很气派，一直挂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会客室，非常感谢你……”

　　想不到百岁老人依然这么口齿清楚，中气充足！滔滔不绝说了十来分钟还没有打住的意思。生逢盛世，乐享遐龄，真是佳气盈接！

　　我连忙应声：“知道了，谢谢！一定遵命准时赶到！”

　　10月18日，琼宇清朗，秋高气爽。与妻提早一小时赶到名石苑，不料著名作家沈虎根夫妇早已迎候在事先订好的筑于石船之上的小轩内，轩内摆设着一张圆桌。稍顷，手捧一束鲜花的名记者彭汝春也提早赶到。显然，这位80多岁的女记者想得更周全。

　　“秋谷同志来啦！”欢快声中，远远望见秦秋谷坐在由女儿秦峰推着的轮椅上逶迤而来。我们赶紧奔上台阶迎了上去，就要共抬轮椅。老寿星摇手笑道：“我自己能走！”然后双脚麻利地翻开踏板，在众人簇拥下步入轩亭。

　　谈笑间，秋谷数十年的老朋友、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油画家肖峰和名记者、后任省政协秘书长的刘新也守时赶到。刘新、沈虎根、彭汝春和我都曾与秋谷在浙江日报文教组共事。在名记者、名作家、名画家一片欢笑声中，我托举着一幅国画《双寿图》献给老寿星，恭敬道：“秋谷同志，我最近画的六只寿桃，两只绶带鸟，祝您金萱映日，双寿延年！”

　　寿桃与绶带鸟历来是我国传统献寿题材，表示仙桃永沾瑶池露，寿鸟常翔万里天。秋谷同志笑眯了眼, 拱手说：“好！谢谢！”大画家肖峰也认可：“唔，画得很成熟了！”又说：“我以为秋谷98岁，没有带画贺寿，下次补，下次补！”

　　我又取出两幅“寿”字，虔诚呈上：报社叫我写的大寿字，上款是“秦秋谷同志百岁华诞”；下款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贺，傅通先敬书”。后来觉得要更喜庆一点，又专程去买了红纸重复写了一个大寿字。您挑选一张拿去装裱，看看哪张好？

　　老寿星审视良久，一时难以取舍，肖峰快人快语：“字是宣纸上写得好，意义是红纸好，两张都裱！两张都裱！”

　　秋谷同志点首赞同，然后说：“老朋友很长时间不见面了，今天请大家来聚聚，看到大家都很健朗，很高兴！”

　　桃熟瑶池三千岁，寿添南山一百春，百岁老人能这样行动方便，思路清晰，实在难能可贵！

　　老寿星自费订好的一桌佳肴陆续端上，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回首往事。新菊已经掇英沓金，二度桂花吐蕊留香，绿荷依旧亭亭如盖，四周的一切都充满生机，美好堪恋。

　　洋洋喜气暖病房

　　10月29日上午，在浙报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高海浩的带领下，副总编辑陆熙、老总编江坪等一行10余人带着鲜花、蛋糕、已装裱好的寿字镜框，登上浙江省人民医院25楼，喜气洋溢地进入秦秋谷的疗养病房。

　　老人从沙发上起身笑脸相迎。只见她里穿暗红色衬衫，中套大红羊毛背心，外罩一件米色羊绒衫，脖上系条粉底印花丝巾,微抹口红，鹤发红颜，精神矍铄，让人想像得到她年轻时的靓丽风采。

　　女儿秦峰介绍：“老太太一早就起来，自己梳妆打扮！”

　　高海浩伸出宽厚的双手紧握寿星，一迭四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江坪握住老人的手：“你坐下，坐啦咚！”高社长招呼离休老同志肖鱼、彭汝春、周守瑾上前握手道贺，然后放送收集有秋谷同志抗战以来的40多张照片的碟片。秋谷同志参加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慰问部队的许多照片英姿飒爽，弥足珍贵。

　　老人激动地分送每人两只寿桃形甜糕，说：“感谢大家来看望我！一百岁了，有些亮点，一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冒着敌人的炮火慰问抗日部队；二是1938年受国际新闻社邀请，担任特约通讯员，在国内外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抗战文章。”

　　92岁的张白怀抢过话题：“我来补充。抗战时她在浙西，我在浙东。她编《浙江妇女》杂志，大名鼎鼎。后来敌人怀疑她是共产党，要逮捕她，她就逃到上海去了。”高海浩笑颜纠正：“是转移！”

　　欢声笑语中很快过了半小时，简朴的贺寿仪式到了海浩、陆熙商定的“不要影响老人休息”的时间，大家一一告辞。

　　一席回忆壮情怀

　　11月2日上午9时多，我再度登上病房拜会秋谷同志。入座即开宗明义：“您年岁高，不敢耽搁您太多时间，就请简短谈谈革命经历，再说几件难以忘怀的事情。”

　　秋谷同志一边嘬吮第一次启用的寿桃形紫砂茶壶，一边回忆。

　　我祖籍宁波，生于上海，1935年中学毕业，当年就投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吕骥领导的上海工会合唱队和何香凝、史良、沈兹九等人领导的上海妇女救国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进步女作家、社会活动家胡兰畦受革命老人何香凝之托，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淞沪抗日前线。胡兰畦在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挑选了9名学员和1名教员，这名教员就是我。胡兰畦亲任团长，命我担任队长、文书、演员，开拔到国民党主战派将领罗卓英部队，唱歌、演戏、教识字、帮伤员洗血衣，先后转战8个省市前线，历时三年，行程二万里。

　　服务团受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员不断充实，胡兰畦曾两次当面请求陈毅：让服务团转移到新四军麾下，都被陈毅以“服从统一战线大局”为由劝阻。

　　1939年1月，我经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上级党组织安排我们去皖南新四军工作。发生“皖南事变”时，我正在探母途中，于是被新四军金华联络站负责人林秋若挽留在地下党领导的公开刊物《浙江妇女》月刊工作。

　　后来林秋若被捕，我也上了“黑名单”，就转移到苏皖交界的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入伍，先后在《淮南日报》《新潍坊报》《新民主报》任记者、编辑。1949年5月随军南下，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兼《解放日报》记者、驻浙江记者，1953年底调入《浙江日报》任编委委员、总编办公室第一主任。

　　后来在反右、反右倾、文革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被诬成“叛徒”、“特务”，批斗示众，历经坎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革命工龄、党龄和职级。

　　难忘之事，老寿星说了三件。她说：“最难过的事是曾经怀疑胡兰畦团长。”

　　胡兰畦1930年受宋庆龄资助留学德国，1933年被关进法西斯女牢，后由宋庆龄、鲁迅营救出狱。她被逐后写了《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她受邀列席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与高尔基、西蒙诺夫、法捷耶夫过从，还受邀到高尔基家里作客。高尔基称她是“真正的人”、“中国女性的代表”。可是，蒋介石、陈诚两人却签署命令，授予她少将军衔。这让秦秋谷大惑不解：团长到底是什么人？从此对她诸事存疑。直到1984年在福州举行团史座谈会，秋谷才获得确证：胡兰畦1930年就入了党，在战地服务团受中共地下党单线领导。

　　多年的怀疑，让秋谷深感自责。1995年，她满怀深情地写了长篇回忆文章《我们的团长胡兰畦》，寄托对战友的深切思念。

　　第二件是“抢亲”事件。

　　战地服务团组织的识字班姑娘王桂英长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已经许人，却被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的叔父罗伯麓看中了，要她做妾。罗伯麓是集团军秘书长，有权有势。王桂英只好提前出嫁，罗伯麓带人半路抢亲。我们极其愤慨，纷纷上前相救。

　　抢亲不成，罗伯麓恶狠狠切齿报复：“让服务团去打扫战场，掩埋尸体, 吃点苦头！”

　　当时我方在赣北上高、高安一带打了次胜仗，消灭许多鬼子，我方伤亡也大。战场上腐尸遍地，苍蝇嗡嗡乱飞，野狗啃食，臭气冲天。几具被日寇奸污后用刀刺死的裸女尸，更是惨不忍睹。我们用铁铲把腐尸扒到箩筐里，抬到郊外掩埋。我和另三位姑娘都得了瘟疫，高烧40多度，被担架抬回驻地，18岁的周文南不治身亡，大家都顿足痛哭。

　　老人忽然转悲为笑：“还有一件事跟你有关！”

　　“啊？”我不禁愕然。

　　老人说：“1966年底的一天晚上，你在路上碰到我着急地说：秋谷同志，听说今晚造反派要来报社夺权，你赶紧收拾办公桌里的物品,早点回家去。深夜，造反派果然蜂拥而来封锁报社。当时我被打成叛徒，许多人躲避我，你能称我同志，让我感激。”

　　我大感意外：“这事我早已忘了，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晰？”

　　秦峰说：“医生说老太太的各项生理指标，跟60岁的人差不多！”

　　11点半钟，我起身告辞。老人说：“要紧话还没有说完。”

　　重新落座，老人又拉开话匣子。秦峰凑近催促：“妈妈，来接他的车已经等在楼下了！”

　　老人摇手示意勿催：“还有几句，不然连不起来。”

　　如此三起三坐，令我十分感动。天星焕彩，婺宿腾辉，一位革命者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老报人的责任感跃然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