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崎锋

　　老人名字叫“来香”，村里辈分小的都叫她“阿香婆”。估计取自花名“夜来香”——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丛丛地很朴素而坚强的花，我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因为她一直生活得不太好，也许是这花的命太贱吧。

　　她在十年前的春天走了，去了天国。她1909年出生，那年97岁，是全村在世时间最长的老人。在天国里，她应该也能看见她的儿子，可以在一起吃饭，聊天，一起散步吧。

　　听说老人当年到我们村是当童养媳的。我有好些次想问她过去的事，但始终没开口，我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当我渐渐懂事时，我常听母亲说起她的事，好像儿媳对她不太好，爱理不理的。我不太清楚她们之间的过去，我也没问。记忆里她只有大伯一个儿子，好像从来没有别的亲戚来看她。大伯会偷偷地给她点零用钱。我想当儿子的总也有他的难处，夹在婆媳之间的滋味并不好受。

　　有一年，大伯过世了。大伯是位电工，技术在村里也是叫得响的。那年，他已经从厂里退休了，但时常还会有人叫他去做点活，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有一次，镇里一个冷冻厂请他去装线路，棚子很高，搭的架子也高，人踩在上面颤晃晃的，也许人年纪有点大了，大伯抬头正忙时，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很不幸，后脑勺撞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在医院里不治身亡。

　　老人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白发人送了黑发人。那天我们去吃斋饭。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布满皱纹的眼角有浑浊的泪。我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些什么，也许是太多的回忆，也许是太多的悲痛，也许什么也没有，她只是很平静地坐着。她在想我的儿子呢？那年，老人快90岁了。她好像在说：应该我先去的，我去了就好了……

　　大伯过世后，老人一个人住在小房子里，自己照顾起居，一日三餐一般由儿媳或孙媳端来。我不知道大伯有没有来得及留下最后的话，反正儿媳对她的态度还是一般，不冷不热的。她有时也自己烧，我有好几次看见她在灶间烧火，踮着三寸金莲，拄着拐杖，在小屋子里很蹒跚地晃悠。我揭开她的食罩，桌上是酱豆腐、烤土豆、咸菜等。我问她，阿太，你吃得下饭吗？她摇了摇头，咕哝着说没办法啊。我去看她时，有时会塞给她一些零花钱，我给的不多，只是表达我对老人的一些关爱，希望她可以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她总会尽力推辞。也许她想我们只是同村并非亲戚，不应该拿我钱的，这样会有罪过的。后来母亲经常对我说起这事，说老人常会想起我，问我好不好。

　　听母亲说，后来的几年里，老人摔倒过好几回，每每都是请村里的赤脚医生打几针，搞几帖中药就了事了，她在床上躺着，过一段时间便又奇迹般地好了，又能下地走路了。我想不明白，90多岁的人了，她的生命力竟能如此坚强。我有一次问她：阿太，你不疼吗？她说疼啊，命贱，烂烂就好了。这时，她便露出空洞洞的口，朝我和蔼地笑。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很坚毅的光。

　　大伯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各自有了家室，也有自己的孩子。算起来，二十来口人，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是大家不在村里，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一年也难得有时间凑在一起，每年过年时是老人最开心的日子。冬日的暖阳照在院子里，她就搬出那张旧藤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曾孙们围着她。她摸索着把衣角一件件撩起，最后从内衣口袋里摸出叠得很整齐的小红包，招呼着孩子们，每人发一份。孩子们不要，她就急，她说一定要拿，发财钱，吉利。

　　老人一生最爱的水果是枇杷，她没有走出过这个村子，也许也没吃过几种水果。那年春天她走的时候，门外后院的枇杷树在春风春雨里正开着花。她很平静地走了，没有大病大痛的。她的坟就在院子对面的山头上，枇杷熟透的时候，可以远远看见那黄澄澄的一片。后来，她的孙子在老人的坟前栽了一棵，这样，就可以年年相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