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西林

　　昆明的好朋友嘱我写一小幅横披，内容由我定，只告知用于书房悬挂，我思忖再三，以“思无邪”三字应嘱。朋友早年是一名知青，在交通非常不便的云南山区插队。下乡那天，铺盖以外他带的主要行李有两件：一件是书，一大箱，计172本；另一件是一副杠铃，重达50公斤。当时“文革”正酣，“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举杠铃练哑铃习拳摔跤使棍在青年人中十分流行，但是读书的人很少，也无书可读。他有些与众不同，不仅追求四肢发达，也向往头脑发达，并且认定读书不会无用。果然老天有眼，“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不仅考上了大学，后来还成了北大的法学硕士。之后，他以律师为业，创办律师事务所，经办了多宗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以博学、敏锐、擅思辩成为业界翘楚。所以我以“思无邪”三字应嘱，甚觉恰当。

　　后来我去昆明做讲座，朋友邀我到他家做客。闲聊间，他向我出示了一件他收藏的书法作品——晚清谢隽杭的行书四屏。才读第一句我就惊讶了：所书正是苏东坡的《思无邪斋铭》。这么巧，他竟然收藏有这一内容的古人书法作品，难怪那天他收到我书赠的“思无邪”三字时，会那么高兴！

　　于是那天的闲聊，成了喜欢“诲人不倦”的我对谢隽杭行书四屏的单口解读。所谓“思无邪”，本是《诗经·鲁颂》中的一句诗：“思无邪，思马斯徂。”其中的“思”历来多解，有作“想”解的，也有人认为“思”字在这儿本没有具体意思，只是一个发语的虚词……后来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借对《诗经》作评价，以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来告诫为政者。译成白话就是，“《诗经》中三百多首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思”在这里被孔子独创性地解作了“思想”，之后这一借用为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沿用发挥，成了思想和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的不朽经典，其中就包括苏东坡。

　　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家，性情豪放，善谏敢言，一生多遭政治诬陷，数度被贬。宋哲宗绍圣元年（1904）他被贬惠州，赴贬途中曾与其弟子由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而正是这一次对话，到达惠州后苏东坡写下“思无邪”三字作为自己的斋号，并将与子由的对话跋于其后。谢隽杭行书四屏以此为书写内容用以赠人，可见其（包括受赠者）品性学养。且读识文：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云：“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其必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终日不言。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直堂一兄大人正之。谢隽杭。

　　一问一答，机锋尽出，深得佛家三昧。其书也佳，二王一路笔法，颇能悦目。直堂何人不知道，谢隽杭是谁呢？光绪六年（庚辰，1880）山东福山曾有一段佳话：这一年庚辰殿试，福山一县三人及第，同登二甲，赐进士出身，又同入翰林院。这就是当年给福山带来极大荣耀的“一县同科三翰林”。三位翰林即王懿荣、王乘燮、谢隽杭。谢隽杭后来历官多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任云南曲靖知府。其政绩除为民减轻捐税、鼓励经商贸易、兴利除弊、平反冤狱等等以外，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说。当年曲靖有妇女生孩子是一种秽事的陋俗，所以妇女临盆不准在家而只能在野外接生。谢隽杭在任四年，力排诽议，倡导文明，建产房，改陋习，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据说曲靖民众以泪相送，而为了怀念这位前贤，老百姓更是以最朴素、最诚挚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为其建生祠——这直到今天都是佳话。

　　如此贤达，又有逸怀，学问好，读书多，为人作书绝无身段，而是借其所学益人。需知，作此四屏谢隽杭并非一书在侧照本录写，而是信笔挥洒，子瞻（苏轼字子瞻）子由兄弟佳话尽在胸中。何以见得？因为其书与原文有出入，但是要旨不遗，精微俱在，且读《思无邪斋铭》原文：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云：“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必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而铭之曰：夫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朋友世居云南，藏此墨宝既为先贤伸张，又以先贤为荣，是文化功德。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由曲靖博物馆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