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陈敏、张林霞报道　器官移植，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而行走在这生死之间的，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上都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捐献者家庭面对死亡的绝望，一头是器官衰竭患者面对新生的渴求。

　　器官捐献，让一个又一个生命重获新生。而每一例器官捐献的背后，是协调员们日夜奔波的辛劳，是旁人难以体会的酸甜苦辣。

　　一份鲜为人知的职业

　　“你愿意捐出他（她）的器官吗？”这个问题，汪敏询问了无数遍，也被拒绝了无数遍。但是，下一次，汪敏仍然会一遍遍地询问。她说，也许每问一次，就有人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在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之前，汪敏是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一名护士。李惠利医院是浙江省较早开展肝移植的医疗机构，可是因为肝源奇缺，很多重症病人排队等待肝源，经常因等不及而失去生命。2014年，汪敏成为李惠利医院的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那年她29岁，年轻、漂亮。

　　“器官捐献协调员到底是做什么的？”经常有人会好奇地问汪敏。汪敏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与家属沟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法律文书，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见证家属知情同意、捐献者死亡和器官获取这一过程，手术结束后组织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协助家属把捐献者遗体送到殡仪馆，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等。

　　6年了，经汪敏协调，成功实现器官捐献的已有80余例。对于这些匆匆逝去却给人世间留下生命礼物的大爱人士，汪敏一一作了记录。她说，自从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自己的一颗心就时时被撕扯着。一边，她深深感动于每一位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大爱；一边，她为这些生命的仓促离场而痛心。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那些幼小生命的离去，这其中，最让她难以忘怀的是小女孩涵涵。

　　那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货车撞飞，未能抢救过来。为让幼小的女儿在这人世间留下点什么，伤心的父母决定帮女儿捐献器官。那天，悲痛欲绝的妈妈一边诉说着女儿的往事，一边哭；汪敏一边倾听，一边也忍不住流泪。那天，汪敏特意上街为女孩精心挑选了漂亮的公主裙、雪白的连裤袜，还有黑色的小皮鞋，回到病房，她亲自为女孩换上了新裙子……涵涵走了，留下了一肝两肾。后来，女孩妈妈给汪敏发来微信道谢：“谢谢您为涵涵所做的一切，她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合上手机，同为母亲的汪敏不由得泪如雨下。

　　说起来，汪敏已是一名老资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了，可是每一次得到有潜在捐献者的信息，每一次面对病人家属时，她仍会感到惴惴不安。她一次次在心里问自己：病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我这时候去跟人家提捐献器官的事，会不会太残忍？但是，另一方面，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情不等人，许多病人的生命正在以“分”倒计时，她不得不抓紧每一分钟。

　　在宁波，像汪敏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有21名，其中有4名是移植医院的专职协调员，除汪敏外，还有鄞州区第二医院的章娉、李翊儿和赵钰石。联系上章娉时，她正在余姚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每周总有两三天，她和医院的另两名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会去各区县（市）的医疗机构走访一遍，ICU、急诊科，是她们的必到之处。

　　2007年，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法制化进程；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宣传动员、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协调成功率不足三分之一

　　“协调器官捐献难吗？”“难！”章娉告诉笔者，鄞州区第二医院是宁波市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医院有专职协调员3名，每年捐献量占全市器官捐献量的60%左右。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经9年，成功协调了百余例器官捐献。协调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只有20%~30%，每一例成功捐献的背后，是协调员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绝大多数是被拒绝的。”章娉无奈地说。

　　2019年夏天，鄞州区第二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年女子，她刚从老家来到海曙古林打工，却不幸从一辆农用车上掉下来，导致颅脑严重受损。面对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母亲，闻讯赶来的儿子悲痛欲绝。章娉等人几次上前和女子的家人交流，除了她儿子，其他人都同意病人走后捐献器官。她儿子说，爸爸早逝，是妈妈独自一人千辛万苦将兄妹俩养大，他虽然理解支持器官捐献，但不忍心让妈妈走后再挨一刀。章娉说，患者在ICU躺了20多天，她们和其家属沟通了20多天。其间，那个小伙子两次同意帮妈妈捐献器官，但又两次反悔。

　　（下转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