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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样的“失败”，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曾经碰到无数次，他们遭遇的质疑和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汪敏说，很多次，当她急匆匆赶到家属面前时，家属却抱歉地告诉她：“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考虑器官捐献！”更有甚者，她还未开口，家属已经大吼着让她“滚”，她虽然感觉委屈，但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

　　按照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经过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等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同意。很多时候，直系亲属因承受不住来自亲戚朋友的压力，最终未能在文件上签下“同意”二字。章娉认为，让遗体保持完好的传统观念，仍是器官捐献面临的最大阻力，而另一个阻力来自某些社会舆论。“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他们同意捐献，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们担心自己的善行被世人误解。”章娉说。

　　不过，令协调员们欣慰的是，这几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转变观念。

　　去年12月，宁波象山林女士和一对女儿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帮助脑梗后去世的丈夫捐献一肝两肾。可是，林女士一家的决定遭到了家族部分成员的反对。启动捐献那天，家族多名成员来到医院，阻挠器官捐献。林女士和女儿用大义说服了这些亲戚，最终，亲戚决定尊重林女士一家人的决定，并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厚礼送给有需要的人。

　　2011年，宁波市实现器官捐献1例，2012年16例、2013年11例、2014年25例、2015年30例……捐献者中，年龄最小的出生才29天，最大的66岁，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送出了最宝贵的礼物。

　　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份极其辛苦的职业。一是身心疲惫，他们要经常面对生离死别，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并且要尽可能地为家属提供帮助，时间一长，心理压力会很大。二是经常要出差，他们经常日夜兼程赶赴全国各地，为的就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患者家属的签字。

　　2018年4月，宁波鄞州区第二医院收治了一名突发性脑出血患者。经沟通，患者的哥哥同意在弟弟走后帮其捐献器官，可是按照器官捐献相关规定，必须取得患者父母、子女的同意。患者的亲人都在遥远的黑龙江省西北部，对该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又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那天，李翊儿和另一名同事匆匆出发，先乘飞机到哈尔滨，再转乘火车到齐齐哈尔，下火车时已是晚上9时多，可离目的地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两人只得在齐齐哈尔住宿一晚。次日凌晨5时，两人搭上一辆出租车便急急赶往患者老家。所幸患者父母、女儿都很通情达理，签下了同意书。两人再次匆匆踏上回程，汽车、火车、飞机，一路狂奔，这天晚上11时多，两人终于精疲力竭地赶回医院，这例器官捐献才能正式启动。

　　“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待命，说走就走。”这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有一次，汪敏好不容易有机会带着儿子去丽水参加工会疗养，可第二天一早，正当母子俩准备跟着大部队去游山玩水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有患者要捐献器官，急等她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好，我马上返回！”没有二话，汪敏又收拾起行李，带上不情愿的儿子踏上了返程路。从此以后，汪敏再没有出过远门，因为捐献随时可能发生。

　　“选择这一职业，后悔吗？”“不后悔！”章娉告诉笔者，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目前有近500名肾衰竭患者在苦苦等待着肾源，而该院每年可以成功实施肾移植的患者仅50名左右，原因正是肾源的匮乏。章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正在苦苦等待的患者。

　　让章娉感到温暖的是，她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女儿为她感到骄傲，有一次在学校演讲时说：“我妈妈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每一次成功，都会有人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