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喜华

　　我的小学，是在村校里读完的，我们的村校，竟然是个完校，这在当时，在全乡，都是极其个案的。因我们村人口较多的缘故吧，人口多，适龄学童就多，我上学时全村有1000余人。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分别叫东江、东园、西洋。并村应该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村名原先叫“三社村”，后来改叫“火炬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沿用至今。

　　我入学时，学校设在村部办公楼，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半新旧，应该是解放后建造的。那时许多学校都设在宗族祠堂内，而我们村虽是大村，且单一姓氏，但余姓在全乡是大姓，遍布周围四五个村庄，人口五六千，余氏祠堂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螺洋街，这个祠堂是乡中心小学和我后来初中学校的共用校址。

　　村部位于东园，三个自然村的中间，离我家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上下两层的村部办公楼，被分割成几个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当然还要留一间作为村干部办公用。每个教室只能坐30人左右，所留通道狭窄，上下课进出得挤。木楼梯、木楼板，课间如果楼上激烈跑动，楼下的教室就会震下一蓬蓬的灰尘。

　　另有一间教室，设在村部西边的一排平房里，中间隔着两间民房。这排平房，我坐过三天，那是我正式上学的头一年，我已6周岁，搁现在应该符合入学年龄，但那时不行。大概我个头在同龄人中不算小，父母就在那年送我入学，一年级的教室设在这排平房里，课桌是有的，凳子不够用，我是自带凳子去的，到了第三天，老师发现我年龄不够，把我打发回家了。

　　正式入学没几天，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学校停课了，村部前面的晒场上摆上许多白色的花圈，大楼前的高音喇叭里整天不间断地播放着揪人心弦的哀乐，村里男女老少排着队到村部里设的灵堂前默哀、鞠躬。悼念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悼念结束后学校才复课。

　　在村部读完一、二年级，三年级时搬到了新校舍。新校舍位于我家所在东江自然村的西北边，靠近东园，虽然离家里还有一段路，但至少缩短了一半距离。这里原来是一片农田，现在修了校舍，校舍前修了机耕路，这条路从东园通往东江，再通向乡政府所在的螺洋街。这条机耕路，是用山上的黄泥和石渣填筑的，比起以前的乡间土路，要坚硬、宽阔许多，可以通行拖拉机。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我们必须迈开大步，追赶世界潮流，拖拉机代替耕牛犁田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校舍是一排五间的砖木结构，东边两间是一层的平房，西边三间为二层的楼房。平房有廊檐，二层楼没有廊檐，出门即见天日。黄砖砌的墙，人字架的屋顶，黑瓦铺盖。从东到西分别是一至五年级，我当时是三年级，所以教室在东边第一间楼房。新教室地面没有铺石地坪，那时农村还没有水泥浇地，如果30多人同时踩踏，会扬起尘土，鼻子里呛到一股土腥味。墙面没有粉刷，一块块黄砖直面一张张黄脸。为了节约，墙是5寸的空肚墙，每一组的砖头有规则的排列，倒也不刺眼，墙缝是用蛎灰勾抹过的，粗细均匀。

　　三间楼房，只有最西边间铺了楼板，二楼作为教师的办公室，楼梯是从屋外上去的。我们的教室上面是没有楼板的，稍稍抬头，眼光便直指屋顶，新结的蜘蛛网一览无余。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政府、村集体，与每个百姓家庭一样，囊中羞涩。能专门建起这么一个校舍，实属不易。学校归学校，村部归村部，让象牙塔在地理上稍稍离开行政中心，使学子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的读书环境。教育回归正常的时代已经到来。

　　直到我小学毕业，我们的教室仍是初建时的模样。上世纪80年代末，村校被撤并入乡中心小学，不复存在已30余年。它真如一支火炬，在我人生的晨光熹微之初，照亮了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