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来自全总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级工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42万件，其中调解成功26.5万件。

　　一年受理42万件，不是个小数字；调解成功26.5万件，比例也不算低。可以说，为职工维权是最能体现“娘家人”立场的，这组数据客观反映了各级工会在促进职工权益实现和劳动关系稳定方面的成绩和建树。

　　由这组数据，联想到了年前在余姚的一次采访。当地马渚镇总工会有个“阿良工作室”，工作室的主角陈柱良是调处劳动争议的“金牌调解员”。2011年的时候，“阿良工作室”一年时间调处了318起劳动争议，几乎每天都有一起闹得不可开交的争议等着他们收场，而“阿良工作室”也不负众望，调解成功率几乎达到了100%。

　　按理说，这张成绩单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但在余姚市总工会领导眼里，这张成绩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镇级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不断强化的同时，恰恰反衬出村厂一级劳动争议调处能力的短板。

　　按照问题导向，我们可以梳理的问题确实不少。《劳动法》施行已满20年，其他有关保障职工权益的政策法规也不断完善，为什么劳动争议依然层出不穷？企业工会组建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为什么依然有如此数量的劳动争议无法通过企业工会组织内部消化，而需要将矛盾上交？

　　成绩和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只看到成绩，就会错失解决问题的机遇。从客观上来说，劳动争议如果能化解在企业内部，消灭在萌芽状态，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一旦争议上交，大都是因矛盾升级而起，调处的难度更大，对劳资双方感情的伤害更深，对企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负能量也更甚。

　　不容回避的是，当前企业工会在调处劳资纠纷时，普遍存在不敢为、不能为的现象。劳动争议需要源头治理，这源头自然存在于企业内部，依赖于企业工会的职能发挥。

　　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各级工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能降下来。无论怎么说，这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次次彼此的伤害，而不是什么值得欣喜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