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和

　　我的父亲龚文千（1918~2010）在杭州安吉路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他与从民国走来的著名电影演员蒋天流（1921~2012）有过一段至为真诚的故事。

　　蒋天流，上世纪40年代初考入“上海剧艺社”，后进入文华影片公司，她主演过《母与子》、《太太万岁》等片。解放后，又在《我们夫妻之间》（偕赵丹主演），《为孩子们祝福》《护士日记》《枯木逢春》《南方来信》等影片中担任角色。其中，最有影响的影片是由张爱玲编剧、李培林（桑弧）执导的喜剧片《太太万岁》，为其从话剧舞台成功地向银幕转型的经典代表作，轰动上海滩。

　　蒋天流与父亲结缘，是因为他们同是江苏太仓县三家市人。听父亲说，我的爷爷龚家姻是太仓县立中学的教务长，蒋天流父亲则是这所学校的国文教员，由于双方长辈的关系，他们从小就认识。多少年过去了，父亲与蒋阿姨各自男婚女嫁，不过，两个人仍旧保持着童年时的纯真友谊，相互有书信往来，每到圣诞节或春节，互致贺卡。

　　1958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仍有音讯联系。父亲为人忠厚，心怀坦荡，在待人接物上，从不隐藏什么，因此，他们往来的信件、贺卡等，母亲都是知道的，而且，彼此常常拿此事开玩笑。令人印象至深的一件事，莫过于1976年夏天，蒋阿姨到杭州来探望我们全家人。

　　当时，文革运动已经进入后期，国家的整体形势比起文革极端时期略为松动一些，不过，我们一家的处境依然不妙，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当时算是一个“有历史问题而内控使用”的人，而母亲也是“右派”。我们全家挤在一个“筒子间”里，别的住房则被“革命群众”占据了，因为他们负有“监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特殊任务，要定期向居民区治保主任汇报区内“七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黑资）的一言一行、往来亲友等。

　　在那个时期，“旧知识分子”的亲朋好友之间，相互不敢往来，惟恐受到牵连。令人意外的是，蒋阿姨竟然跑到杭州来探望我们一家人了。

　　那时，我作为知青早就下乡插队落户了，在一所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蒋阿姨来我家时，我刚巧学校放假回杭州，不期而遇，见到了蒋阿姨。

　　她的言谈举止令人印象至深，虽说那时是文革中较为宽松的时期，但是，住在我家隔壁的“革命群众”依然绷紧了神经：这个右派分子的家里居然会来一个客人。小孩子“革命群众”便当面对她（蒋天流）说：“这户人家是右派分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还要与他们往来？！”

　　傍晚，居民区、派出所果然就来查户口，向我们家指出，按规矩，外来人员一定要登记。

　　现在回想起来，文革时，对于“受到冲击”的人家，人们怕受到牵连，避之惟恐不及，而蒋阿姨居然处之泰然。她到我们家，父母一如既往，陪蒋阿姨到西湖游览，还留下了几张至为珍贵的照片（图）。

　　父亲告诉我，蒋阿姨是上海早期有名的演员，演过《云彩霞》、《圆谎记》、《家》等，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以一个《太太万岁》的话剧而红遍大上海。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父亲便说，《太太万岁》讲的一个浪荡公子娶了一位贤慧的妻子，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了事业，未料，先生有钱了以后，却到外面花天酒地，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太太无怨无悔，再次帮助先生重整旗鼓，丈夫终于从贤妻那里获得了感悟，学会了做一个好丈夫了。蒋阿姨在戏中就是扮演那个贤慧妻子，惟妙惟肖，她的演出，感动了一代上海市民，也成为时人街头巷尾谈话资料。

　　在蒋阿姨与父母的交谈中，母亲不由自主地谈到蒋阿姨当年演过的角色。母亲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令蒋阿姨大感意外，因为当时的人只要说到“毒草影片”，个个噤若寒蝉，蒋阿姨便说道：“你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我都快忘掉这些事情了。”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窥探到，父母与蒋阿姨虽然分开在不同城市，但是，他们相互依然关心着对方。至于说，有蒋阿姨扮演角色的一些影片，例如，《大李、老李与小李》、《枯木逢春》等，他们更是津津乐道，眷恋怀旧之念无名而起。

　　每每谈到上海老电影，尤其聊到50年代初，她与赵丹合作的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许多细节，以及这个影片后来的遭遇，失落与感慨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之间仿佛有默契，对于那些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毒草”，常常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

　　父母与蒋阿姨说起在反右与文革运动中的遭遇时，蒋阿姨总是不无同情地安慰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历次运动当中，许多剧作家与演员的情况也差不多。

　　对当时正在上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等影片，蒋阿姨说了不少幕后的情节。她说，达式常在上海平安大戏院外被热情的观众认出，挤得水泄不通。这令她不由想起当年自己演《太太万岁》时的热闹场景，感怀之情溢于言表。

　　1980年，父母的“右派分子问题”均获得改正。“落实政策”以后，母亲第一个通知的人就是蒋阿姨了。蒋阿姨很快给父母写了回信，说道：“龚老爷是个好人，忠厚老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改正的。”蒋阿姨依然按小时叫法，称父亲为“龚老爷”。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蒋阿姨又有几次来到杭州，见到了父母，可说劫后余生，感慨万千。一直到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他们之间仍然有书信往来。

　　每当我见到父母当年与她一起拍的那些照片，就会无名生出许多感慨。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如此的真诚，如此的坦诚，有些话，彼此间不用说，就能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