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李瑾报道 “年年都要说技工问题，但依然看不到改变。”“‘中国制造’都说重要，讲创新，要资金，就是没人讲工人。”在今年的两会上，农民工和专家学者代表不约而同地发出呼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迫切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支撑起“中国制造”的技工队伍培育体系，提高工人地位，促进技工成长。

　　工人才是中国制造的主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在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思维定式里，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和要政策、要资金画上了等号，就是没人注意到工人才是“中国制造”的主体。李扬代表曾参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制定，他提出工业文化最终必须物化在工人身上，让工人素质提高，才能使产品质量提高。

　　据统计，2013年，全国新增高技能人才3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7%，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762万人。但是，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意味着技工队伍的缺口得到相应的弥补。

　　来自一线的农民工代表、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钦峰看来，企业想要招到技工很困难，想招到能够快速上手、安心工作的技工就更难了。23年前，王钦峰初中毕业后到工厂打工，下了班还要种地。如今，得益于企业执行的优秀员工持股激励机制，王钦峰已经是身价超过千万元的“农民工”，“真正把资金、资源用在优秀工人的培养上，企业绝对不会吃亏。有责任心和创新力的工人，才是企业发展最大的财富。”

　　“好工人”到底用什么来衡量？

　　“高级技师仅仅比普通技工每个月多200元，与技能水平挂钩补贴的标准普遍偏低，‘好工人’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是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代表郭云鹏的诘问。

　　郭云鹏代表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职业院校的学生进工厂以后，都要从学徒工做起，职业的目标就是当上一名高级技师，成为受到社会尊敬的“大工匠”。光是从中级工到高级工，就需要5年才有考试资格。拿到技师证，最少需要8年到10年的时间。

　　“但是，如今的中职毕业生能拿到高级技工证，高职毕业生更是可以直接拿到技师证，只要再奔一步就是高级技师。”郭云鹏说，“注水的技能证书缺少了含金量，自然得不到企业的重视，大大削弱了工人提高技能的动力。”

　　“好工人”的标准缺少社会共识，同样引起曹晶代表的共鸣。在一线调研时，以技术出类拔萃而著称的工人代表曹晶发现，由于产学结合机制难以建立，造成技术院校培养的“人才”大多难以直接站上生产线。

　　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仅在最近4年，便已建成400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但是，“中国制造”的整体腾飞，需要更多的产业工人在生产岗位上实现对于质量和标准的把控。

　　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李斌代表认为，“让更多工人感受到当一名好工人的实惠和好处，才能激发整个群体的创新创造潜力和智慧。”

　　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代表徐小平表示，一定要有自己主动寻求技能提升的内在愿望，那么什么样岗位上的劳动者都能成为“好工人”。

　　塑造劳动者的“工匠精神”

　　“为什么‘好工人’变得越来越少了？”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代表郭云鹏提出的问题，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做出了回答：“与缺少技术相比，我们更缺少的是‘工匠精神’。不培养千万拥有‘工匠精神’的‘好工人’，‘中国制造’就难以走向优质制造。”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13年底，中国农民工达2.69亿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分之一。李扬代表说，当前迫切需要抓好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一庞大的新型劳动力群体中塑造“工匠精神”，强化农民工对于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同感，让千百万“好工人”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脱颖而出。

　　“‘工匠精神’并非技术工人专有，而是适用于社会劳动的每一个岗位。只要我们专注去做，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成为‘好工人’。”朱良玉代表干了21年保安，如今在这个看似不起眼行业里成为行家里手。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大代表呼吁政府和企业要为“好工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葛俊杰代表和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崔根良代表说：“政府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敦促企业提高对职业教育、技能教育的重视，真正把精品意识当成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只有这样，‘好工人’的培训、管理、激励及岗位流动才能顺畅起来。追求完美和极致，视技术为艺术的‘工匠精神’才能为更多的一线劳动者真心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