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点：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向“高薪”动刀，从最突出的矛盾入手，是“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旨在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迈进，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

　　■李云

　　彭博新闻社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中国银行薪酬最高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已离职。今年年初实行的中国央企负责人限薪制度改革正在影响中国金融业。彭博报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詹伟坚的合同到期后并未续约。他本人是外籍人士，其职位并非政府委任，不会直接受到限薪政策的影响，但其他高管降薪让他难以留在中国银行工作。

　　一个很普通的离职，由于同“中国银行薪酬最高”与“央企负责人限薪制度改革”联系起来，而变得“不普通”。到底是不是由于改革带来的“边际误伤”？之前的种种担“薪”真的会来吗？“高管降薪了，中层不等于要跟着降薪，总不好意思比领导拿得多吧？那不是等于一层一层都降下来？”有专家曾经担心“一线员工成为高管降薪的陪葬品”。其实，最高薪高管的离职，或许就是一次很正常的跳槽，与限薪制度改革无关，硬要扯上改革有点牵强附会。

　　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向“高薪”动刀，从最突出的矛盾入手，是“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旨在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迈进，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这应该是其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央企负责人降薪出发，缩小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缩小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为收入分配改革进行制度创“薪”。此次央企薪酬改革本来是为相关负责人“私人定制”，与普通员工的薪酬没有直接关联。

　　央企降薪的“平衡与博弈”，一是，央企薪酬与其他群体薪酬的平衡关系。绝对的平均无法实现，但相对的平均可以实现。收入分配不公是当下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形式，也背离了“按劳分配”的轨道，让低收入群体收入上涨，让高收入群体收入下降，旨在平衡。二是，央企内部不同层级间的相对平衡。当然，高管与普通员工间不能画等号，但也要有一个相对的薪酬平衡，只有平衡而不是“失衡”，才能更好地维系一个企业的和谐与稳定。而薪酬制度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以达到“正和博弈”的状态。

　　对自己薪酬的担“薪”，可以理解；而对改革的担“薪”，实属多余。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推进央企改革的“薪”动力，可以释放改革红利，维系公平正义，惠及普通大众。其实，任何改革的初衷与归宿都在于，权利与价值、公平与正义、程序与实体的辩证与统一。薪酬与收入上的差异，本质上是公民权利与价值上的差异，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落差，唯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消除，通过改革红利才能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