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游客举杆自拍，逐渐成为旅游景点中常见的一幕。日前，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均明确表示，不允许参观者带自拍杆进入博物馆，认为其可能碰触到其他参与者或威胁文物安全。

　　自拍杆的兴起，为人们的自拍需要提供了便利。自拍不仅是人们表现自我意识的一个渠道，也是一个让社会更多关注自己的路径；自拍的背后，有着人们“既以自我为中心又不愿意与人疏远”的利益诉求。自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们塑造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自拍杆的使用一旦逾越了权责边界，也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博物馆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空间，承担着文化传承、审美训练、公民教育等社会职能。博物馆的游客不仅人数众多、流动性大，还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给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安全保卫、环境承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封杀自拍杆”说到底，就是为了防微杜渐，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保障公共空间的良性运行。

　　作为一种新兴的休闲方式，旅游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范行为。在少数游客的脑海中，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却忽视了生态、能源、环境的再生产；强调了主观感受和个人体验，却忽视了偏差的言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自拍看似无关紧要，却隐患重重。

　　自拍杆目前尚无明确的安全标准，在材质和质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可能会对游客及文物安全带来风险；尤其是在人员密集、空间狭窄的展厅和区域。“封杀自拍杆”从表面上看是对游客权利的损害，实质上却是对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的重申和回归——在现代社会，任何人为的可控的风险因子，都是我们努力消减的对象。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旅游逐渐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型。旅游作为一种将消费者的需要、认同、情感、文化勾连起来的经济活动，是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外在呈现。因此，一方面，游客要正确审视权责关系，既充分享受旅游带来的便利，也要承担保护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另一方面，公共机构要加大财政投入和旅游管理，为文物保护“保驾护航”。

　　保护文物资源，具有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既需要发挥制度应有的效力，也离不开公众参与。让公共精神、规则意识融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促进旅游消费文化的转变与更新，显然是一个复杂和艰辛的过程， “封杀自拍杆”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