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和 文 / 摄

　　杭州文澜阁为清代七大珍藏《四库全书》地点之一，也是江南唯一幸存的一阁。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图书馆（以下称“浙图”）特藏部主任毛春翔（1898—1973）为保护典藏做出了杰出贡献。

　　毛先生从事书籍版本工作三十余年，对古籍版本卓有研究，尤其是抗战时期，在日军占领杭州前夕，为抢救古籍，历尽艰难险阻，将馆藏护送到大后方。到了内地以后，负责保藏《四库全书》。

　　抗战胜利后，又将典籍悉数运回杭州，重新置放在浙图，备受煎熬。迄今为止，在文澜阁展览厅依然摆放着当年他押运图书的照片。

　　此后，毛春翔从事古籍研究，精于鉴别，善于整理，勤于笔耕，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古籍版本专家之一。其著述考证之严谨，内容之详实，门类之多样，文字之精练，令人叹为观止。

　　我有幸于日前访问了毛春翔的公子，毛念诚，请他谈谈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抗战时为保护浙图典籍《四库全书》所付出的努力。

　　毛念诚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亲照片并告诉我们，父亲1898年生于江山县，笔名乘云、夷白、童生。1924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

　　早年的毛春翔

　　离校后，毛春翔先在江山县志澄中学教书，参加了县里的“国货维持会”，率领师生宣传查禁日货。

　　1927年2月，毛春翔曾加入共产党，后来被捕、脱党。

　　两年后，由同乡毛彦文等人营救出狱。

　　1930年，毛春翔回到家乡江山县，主编《江山日报》，因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短文《怪米》，针砭时任江山县长的米星如自作主张，不顾百姓死活，由此，得罪了县太爷，报社被查封，被迫逃离江山，只身跑到江西上饶的一所中学教书。

　　到图书馆工作

　　1932年，毛春翔来到北平，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

　　毛春翔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尤其是对古籍研究情有独钟。自此，他将整个身心投入到浩瀚的古籍中去。北平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为毛春翔提供了驰骋的海洋，由此，悉心钻研古籍，不遗余力。

　　他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馆藏丰富，可说集南北资料之大成，浩如烟海，然而，内容较分散，个人精力有限，哪能面面俱到？毛春翔更喜欢江南文化，他想应当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些事。一年后（1933），毛春翔回到杭州，在浙江图书馆担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继续从事古籍编目与考证。

　　抗战时，负责护运《四库全书》

　　抗战爆发后，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1901—1991）受教育部之命，组织图书馆文澜阁库书西迁，以躲避日军战火。

　　1937年7月底，浙图决定于8月4日将阁书及善本搬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躲避战火，因赵家处于群山之中，房子颇为宽敞僻静，且不收租金。在日军炮火逼近杭州之际，毛春翔与同事全力以赴，将馆内珍贵书籍打包成箱。

　　接着，他们随着这些典籍（包括《四库全书》）由南星桥码头起程，扬帆西上，先到富阳，暂避日寇锋芒。

　　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原刊《图书展望》1949年第3期）一文有这样一段话：“8月1日，全馆职员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总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于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渔山……自江边至石马村，计程十五华里，雇工挑运，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赵君坤良、坤仲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

　　当时，毛春翔作为全程押运管理员驻守赵宅负责书籍安全。

　　1937年9月13日，毛春翔在给馆方写的报告说：“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但是，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存放在富阳渔山并不安全。于是，决定从富阳渔山转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

　　由于交通工具极为匮乏，而浙图没有自己的车辆。从富阳转运建德途中，因船重水急，不得已滞留桐庐。当时船只极少，幸好竺可桢闻讯，将浙大的汽车腾出，为浙图抢运书籍。

　　浙图典藏先运到龙泉，然后，从龙泉转运至贵阳。一路上困难不计其数，尤其是车子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极差，人员疲惫，天气恶劣。毛春翔乘坐的书车翻倒在溪水之中，他们不得已将阁书抢运到江山的一座城隍庙晒晾干。毛春翔正好坐在那辆车上，摔下来时，由于他身上背了一支手电筒，夹在腰上，致使腰部受伤，一直到好多年以后，仍常闹腰背痛。

　　鉴于日军紧逼，形势极为严峻，江山也不能久留，大家只好一路上见缝插针，休息时将典藏放在通风之处晾晒。

　　他们将书籍转运到贵阳地母洞。贵阳地处崇山峻岭，有利于隐藏与转移。由于地母洞内较潮湿，为了防止白蚁与霉变，毛春翔“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

　　1944年11月，日寇长驱入黔，人心惶恐不安，毛春翔只得将库书再次迁往重庆。12月6日，6辆运书车将书籍运抵重庆。

　　蒋介石闻讯，特地接见毛春翔，嘉勉浙图员工劳苦功高（此事在文革期间成为批斗毛春翔的最重要“罪名”）。

　　在重庆期间，毛春翔负责保管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典籍。

　　历尽艰险，运回杭州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15日，毛春翔等人用6辆汽车装载浙图典藏启程回杭。后来，毛春翔撰文写道：“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了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

　　潜心研究古籍

　　回到杭州，一家人生活安定下来，毛春翔继续研究古籍。

　　鉴于国难时期馆藏遭受到多重磨难，他即刻为浙图特藏书籍（馆藏最珍贵的古籍文献）编写目录，由他撰写的《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49年版）一书，至今仍成为查找浙江人文史料的经典手册之一。

　　他创作的丰产期，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论语类编通义》十卷（稿本）、《齐物论校读记》、《浙江先哲遗书目录》、《文澜阁书目》6卷、《古书版本常谈》、《浙江省大事记》，等等。毛春翔分8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典籍目录，即《七略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在《版本略说》中，分明议、考原、史话、佛经版本等章节。

　　迄今为止，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依然成为文史专家从事研究的指南针。史学家林正秋教授说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在撰写《浙江地方史》、《浙江旅游文化史》等书时，浙图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当年毛春翔所撰写的《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否则的话，恐怕难于获得那么多详实、那么丰富的地方史料信息。

　　多年以来，毛春翔与浙图原馆长陈训慈、书法家沙孟海、浙图古籍部主任夏定域合作共事，成为至交。

　　1951年, 毛春翔与吴藕汀等人整理了嘉兴嘉业堂藏书详目,撰写了《整理嘉业堂藏书工作报告》呈交给浙江省人民政府。这是研究著名藏书楼嘉业堂的珍贵文献，具有相当史料价值。

　　毛春翔是衢州江山人，他对衢州版本的古籍亦有过细致的研究，他说，早在两宋时期，衢州的刻本已经是一流的了；元代，衢州已刻有的《孔子家谱》三卷，多为精刻之书。

　　上世纪50年代，有许多民间藏书家将家藏的稀有书籍，甚或海内孤本，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由此，浙图馆藏日渐丰富，他又再次编写《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56年版）。

　　不过，在毛春翔众多的写作中，对于版本学研究最著名的书莫过于《古书版本常谈》了，此书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中华书局发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即使“文革”时期，他的《古书版本常谈》仍在香港中华书局重印（1973）。

　　“文革”刚刚结束，上海人民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重版了《古书版本常谈》（1977）。接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又出版了这本书。到了1997、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分别再版此书。

　　毛春翔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分析详尽，文笔精炼，可以说，迄今为止，如果人们要对中国古版图书进行整理或研究，毛春翔的那本书《古今版本常谈》是必读书，也是一本权威的书。毛春翔还有两本书，《图书目录略说》、《版本略说》为上世纪50年代油印本（由浙江省文艺干校校印）。

　　“而今，父亲已经作古多年了，我手边仍珍藏着一本父亲尚未出版的书籍手稿《论语类编通义》”，毛念诚说。

　　毛念诚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从浙江图书馆退休，馆方继续留他在馆内从事考证工作。由此，我们一家人仍住在孤山分馆前的一排平房里（今楼外楼餐馆分店所在地）。那时我们有两个房间，在门外搭了一个披屋烧饭，房间窗台很高，如果站在椅子上向外张望，还能见到西湖。记得我在杭州市第一中学读书时，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回家，因为他的一本新书出版，他拿到了稿费，特地为我买了一辆很时髦的蓝色永久牌自行车。”

　　“1966年，‘文革’来了，因为蒋介石曾经接见过父亲，父亲遭到批斗，被浙图的造反派遣送回到老家（江山上余公队五程大队，今‘上余乡五程村’）。到了1967年时，父亲虽然已经在乡下了，造反派仍不肯放过他，又将他从江山老家抓了回来。可是，我们在杭州已经没有房子了，他被直接关进‘牛棚’，接受审查（当时我已无家可归，住在学校）。后来，父亲病重，造反派只好将他送回江山原籍。回到老家不久，父亲就过世了。”

　　这就是毛春翔，一个古籍版本专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