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青口述

　　记者孟万成记录整理

　　近日，在浙江省历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一次浙江抗战老兵纪念活动上，99岁的辛亥革命烈士后代、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炮兵连长钱青，应邀作为老兵代表现场发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站在这里很惭愧，我不是什么抗日英雄，我只是一个中国的国民。”钱老摸着胸前的“抗日英雄”红色绶带，流下了热泪。日前，本报记者走进了钱老位于杭州市孩儿巷豆腐巷小区的小家，倾听他那波澜起伏的人生故事——

　　父亲乃辛亥英烈

　　先父钱骏1887年生于绍兴嵊县，清宣统三年毕业于杭州陆军小学第一期，之后成为光复会一员。1911年11月，为响应辛亥武昌起义，父亲加入了浙江敢死队，协同陆军小学第一、二期同学200余人，攻击浙江抚台衙门。

　　杭州光复后，父亲先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与白崇禧是同班同学）和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后在浙军第二师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只有“军人”二字。他总是穿着军装，表情威严，家里来往走动的客人，也基本都是浙江籍军人。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打破了我平静的童年，当时我父亲已是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四团团长，并兼任杭州警备部队的副司令。1927年1月，为攻打盘踞在杭州的军阀孙传芳，父亲在富阳战斗中被俘，之后被枪杀于南京小营，年仅38岁。

　　父亲死后被追晋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埋骨岳庙前。

　　亲历抗日重大战役

　　我小时候很会念书，考试是把好手。学生时期，我思想进步参加学运，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内战。1936年，我从杭高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37年，山河破碎，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救国，我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炮科，从此投身抵御日寇的烽火战场。

　　1940年，我完成学业被分配到了父亲原来任团长的、由浙二师演变而来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我在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驻守湘鄂川一带，担任保卫重庆的重任。

　　在上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我随75军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所有重大战役：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三次）、枣宜会战、宜昌争夺战。我们在正面战场，敌人打来了，哪有地方退？装备再悬殊，也要迎战。我亲眼看到多少人战死。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在号称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枣宜会战中，我亲历战阵：双方装备悬殊，杀一个日本鬼子，我方要牺牲三四个人。日寇机枪手死守。我军伤亡很大。后来调来德国克虏伯战防炮，德国炮打得准，总算出了气。战事稍平，我和军长摸上前看，日军机枪手、供弹手尸体脚踝上都有铁链拴着，铁链钉在地上，以防逃跑。

　　乐为战友代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我赞同毛泽东先生提出的“要发扬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战后组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可是眼见内战不可避免，自思我因抗日参军，岂能拿起武器、炮轰同胞？于是我自湖北前线离开部队，回杭州老家。之后，我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1947年，我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49年解放在即，我把仓库里的数万发炮弹全部交给解放军，其中有缴获的日本燃烧硫磺弹，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引爆，整个下城区都要完了。

　　国民党军队要往台湾撤离，同学们叫我一起走，可父亲的好友李济深等劝我说：“你是国家的军人，不属于某派某人。”我最后响应毛主席“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的号召，选择留在杭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过上了平民生活，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之后，我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右派”等多项罪名，被劳改、劳教，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我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其时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了各自的家庭，我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2004年，政府给予我退休待遇，我也因此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

　　这几年上门探访我的人多了，他们让我一遍遍地回忆、复述抗战故事，我从不觉得烦扰，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我活下来，我很高兴，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死人不会说话，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战友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