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１版)

　　“投身”商场，和老板“做生意”只赚不赔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整日听老板朋友们交流“生意经”，“耳濡目染”的朱福林跃跃欲试，也打起了投资理财挣点钱的算盘。老板朋友们对此百般迎合。

　　刚开始，朱福林只是利用自己的市长身份搞些投资入股、民间借贷、炒房卖房等经营性活动，借贷利率和购房优惠也在市场正常优惠范围内，但时间一长，他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

　　眼见这么久都“平安无事”，朱福林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发财捷径，开始贪婪地捞取好处。但不同于一般贪官的是，他贪腐起来相当讲究“技术含量”。

　　朱福林通常不赤裸裸地收受钱物，一般都要通过“借用车辆”、“订房炒房”、“低价买房、高价卖房”、“转让预期投资收益”等貌似合法的方式受贿，千方百计规避“风险”。有时老板们送他现金，他也会处心积虑地以“交易”为幌子进行巧妙包装，以掩盖其违法犯罪的实质。

　　2009年底，房地产老板徐某某希望朱福林帮其解决有关房产项目的拆迁问题，故意提出向他借款200万元，两年内“一比一”返还(即两年后返还400万元)。

　　一直“小打小闹”搞理财的朱福林早就对合法挣钱不耐烦了，他一门心思想发笔大财，于是和徐某某一拍即合，答应了徐某某的请求。

　　朱福林心里清楚，“借”钱给徐某某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可怎么“借”得好好斟酌斟酌，万一“暴露”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规避“风险”的好办法，以姐夫等人的名义，将200万元“借给”了徐某某。

　　并不缺钱的徐某某拿到200万元后心知肚明，他一直“心急火燎”地想还钱给朱市长，苦苦等了9个月后，终于逮到机会。2010年8月，徐某某连本带息将400万元“还给”了朱福林。朱福林见投资“果然”收到了回报，欣然笑纳。2012年8月，获悉可能被调查，朱福林又急急忙忙地将100万元退还给徐某某，以“弃车保帅”。

　　朱福林和老板朋友们“做生意”，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只赚不赔”。其“天赋”之高，令人咋舌。

　　2011年，朱福林以妻子的名义向房地产老板叶某某购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屋，市场价1100多万元，叶某某以“优惠价”8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朱福林。仅此一笔，朱福林就“节省”300多万元。

　　可他并不满足。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获得好处，朱福林在购房时还与该公司签订了“双保险合同”：约定房价下跌时就将购房款变为借款，收取利息，而且还嫌叶某某给的20%的年息太低，要求年息24%。2012年，朱福林夫妇见房价已经跌至600万元左右，于是要求叶某某“按照合同”将购房款转为借款，并向其收取24%年息，共计190多万元。这样，所谓的市场风险在“经营之神”朱市长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朱福林做生意的“厉害”可见一斑。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一个人可以选择当官，也可以选择发财，但绝不能选择通过当官发财。朱福林利用手中权力“经商”无往不利，自以为精明，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所谓的“生意”离开权力寸步难行，所谓的“经商天赋”不过是老板们对他手中权力的谄媚。君子之交淡如水，朱福林反其道而行之，他和老板们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结果朋友圈变成了利益圈，最后成了你出权、我出钱的腐败圈。他执迷不悟，最终被老板“朋友”们“用轿子”抬着送上了法庭。

　　退休恐惧症，用贪腐为自己找“后路”

　　朱福林从政后期之所以如此大肆贪腐，与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迷惘不无关系。

　　“人生过了五十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对自己的未来已看得很清楚。内心感觉已到政治生涯的晚期，从政近二十年疲劳感突然产生，觉得未来很无奈。”朱福林忏悔说，五十岁以后，他一方面想努力工作，得到组织上的关注和重用；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生涯江河日下，感到恐慌和失落，准备为自己找后路、找退路。

　　特别是他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难以适应退休生活，一天到晚发牢骚，更感觉既同情，又可怜。觉得干什么都比领导干部退休以后好，因此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该怎么办。

　　可悲的是，他思来想去，想到的最终办法是以权谋私，弄权谋利，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朱福林全然不顾领导干部的身份，把党纪国法抛之脑后，与老板们沆瀣一气，一心一意想要发财。

　　2010年，朱福林利用职务便利，在安置某建材市场过程中，为建材老板李某某谋取利益。2012年，李某某为感谢朱福林的帮助，提出将马上可以获得收益的项目股份以原价转让给朱福林，再由朱福林转让后获利。

　　朱福林对此欣然同意，他以侄儿名义向其他老板借了2000多万元购买了股份，转手获利300多万元。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职权广施好处，为退休后到商海打拼积蓄人脉。他非法为浙江某公司谋取利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08年3月，金华某建设指挥部以《投资协议书》的形式与该公司违规约定出让土地181亩，收取押金6000万元，并承诺通过市场运作、公开挂牌方式供地。而早在2004年，国土资源部就颁布了第71号令，规定2004年8月31日以后所有经营性用地出让全部实行招拍挂制度。

　　朱福林明知该建设指挥部的做法不对，可是多次收受该公司老板徐某某的各种“好处”80多万元后，“仗义”援手。在他的“帮助”下，这家公司获得了经营性用地出让指标，并拟定了捆绑出让的方案，有效排斥了市场竞争，确保独家参与竞买。

　　朱福林还应该公司要求，以解决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为由，违规降低了事先确定的土地保留价，致使该公司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土地，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一个人一时一事谨慎并不难，难的是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朱福林心无信仰，对失去权力感到恐惧，一心想利用权力为自己找后路，终致晚节不保，酿下苦酒自己尝。“田看收成，人重晚晴”。一个守不住晚节的官员，最终的结局必定悲惨。其中道理，值得每位领导干部深思。

　　放纵身边人，害人又害己

　　朱福林作案手段十分隐蔽。他一般不敢直接收受钱物，收受的好处大多由其妻子、侄子、侄女等亲属出面操作，自己躲在幕后。朱福林深陷犯罪的泥潭与其“家门失守”有一定的关系。

　　朱福林“爱好”投资房产。他从购买小商铺、集资房开始，慢慢涉足商品房、高档别墅，从金华本地买房开始，慢慢发展到杭州、上海、海南等地。

　　为了规避组织对其财产的调查和掌握，朱福林将部分涉案房产登记在其亲戚名下，而且其大部分购房、炒房和重大投资行为没有如实向组织申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朱福林来说是形同虚设。

　　从2009年开始，随着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庞大，朱福林夫妇为规避反洗钱中心对其重大资金进出情况的监控，共借用亲戚朋友10多个“账户”用于资金转账，可谓用心良苦。

　　朱福林妻子在金融机构工作过，投资理财意识很强，家里重大经济活动基本上由其具体操作，在家中扮演“财政部长”的角色。

　　朱福林刚开始担任权力部门领导时，知道自己是房地产商和企业老板的攻关对象，还能严格要求自己，请客吃饭及各种礼物都能拒绝，对妻子也一再严格要求，让其严把家门。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房地产商送钱花样百出，朱福林周围拍马屁的人也越来越多，自我感觉越来越好，早就将开始的谨慎抛到脑后。其妻子也慢慢淡忘了最初的承诺，不仅没有尽到贤内助的职责，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朱福林自己贪腐，还把家人“拉下水”，夫妻上阵，亲属共贪，结果是害人害己，给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他的悲剧警示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不仅自己要清正廉明，也要对亲属严加管教。领导干部应当谨记，清廉是从政最好的“护身符”，也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