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竹

　　“终身负责”是近两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组。比如：“法官办案要终身负责”、“公务行为要终身负责”、“工程质量要终身负责”、“侦查员办案要推行终身负责制”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毫无疑问，对公职人员进行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必须合乎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些五花八门“终身负责”，让人想到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中的时效。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对时效是这么规定的，“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第八十八条和八十九条对时效还作了补充规定。总之，我国《刑法》这一对违法者最严厉的处罚规定，其时效与“终身负责”一说是不相同的，差距很大。

　　同样与时效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该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也就是说，一些犯罪分子（当然原先可能是公职人员）的违法所得，并非“终身负责”——人死不究，而是死亡之后也要追缴，也要没收。

　　再看一看纪律处分条例中的时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也就是说，有的违纪党员，死亡之后也要被追究的。其时效，也并非“终身负责”一说所能涵盖的。

　　很显然，现行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权威性都不容置疑。这些法规，对时效的规定若真有不完整、不妥当之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但在未修改之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要全面实行依法治国，无论哪一级组织和个人，在出台新法规或发表讲话时，都要遵守现行法律尤其是上位法的规定。都要运用缜密、严谨的法治思维，完善我们的制度，执行我们的法规，建设我们的小康，深化我们的改革。

　　为此，笔者要大声疾呼，慎言“终身负责”，落实“依法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