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李志万，1925年8月25日出生，山东掖县（现莱州市）朱桥镇人。1940年9月参加八路军，在抗战中受过轻伤；在解放战争中，历任排长、连长、指挥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8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年后负伤返国治疗休养告别军旅；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龙泉税务局、卫生局副局长等职；1983年离职休养；1998年，获丽水地委“光荣入党五十周年”证书。

　　■李志万/口述 记者孟万成 

　　通讯员陈炜芬 潘枫/记录整理

　　他，曾数次穿越日军封锁线，传达军情；他，曾被日军严刑逼供，却守口如瓶；他，就是抗战老兵李志万。

　　在龙泉市西街街道中山路79号的家里，我们见到了这位英雄——一部“活着的抗战史”。

　　为救国，义无反顾参战

　　1940年秋天，他在村口遇见一亲戚，名叫李修元。

　　“当八路军去！”对方向他提议。

　　“我啥也不会。”他愣了愣，答道。

　　“没事，你跟我就成。”对方打消他的顾虑。

　　这番精简的对话，让他从此踏上了兵戎生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位亲戚，是山东掖县情报总站的站长。而他也因为曾读过八年书，一入伍，就担任了情报员，负责收集、传递军情，成为抗日“红小鬼”。

　　这年的9月底10月初，他开始执行自己的第一次任务：排摸日军在朱桥的据点数量、布兵人数等。他知道，在当地有一个维持会，对日军情况甚是了解，而他的一些同学，也在其中。于是，他扮成商人模样，以叙旧之名，宴请维持会里的同学。酒桌之上，一番寒暄之后，同学向他吐露实情：在朱桥镇的日军人数不多，只有30多人，加上伪军，不超过140人。

　　“当时年轻，记忆力也好，情报一点不漏地全部记在脑子里。”他颇为自豪地说，“完成得非常顺利，也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委重任，成政委警卫员

　　第一次圆满完成任务的他，很快被委以重任——将一封军情，从掖县情报站送到胶东牟县的情报站。“当时的情报，是用毛笔蘸着植物的汁液，写在纸上，汁液一干，字迹随之消失，但在火上一烤，字迹就重新显现。”他告诉记者，“这就防止情报一旦落入敌人手里，若猜不透其中的奥秘，看到的也只是白纸一张。”

　　两地的情报站相隔150公里，路程偏远不说，关键是途中还得穿过日军的三道封锁线。此次任务，依然是孤身一人，没有武器的他，最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安全地躲避炮弹。“有炮火下来时，就匍匐前进，有时偷偷抄近路走，遇见敌军巡逻队或者听见摩托车声时，就要立刻趴在地上，就地隐蔽……”他说，白天大多是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了傍晚，靠近封锁线时，就地等待时机。晚上，趁着月黑风高，迅速越过封锁线。

　　到达牟县，递上情报。就在他以为完成任务可以松一口气时，“新任务”来了——这次的任务，既不是收集军情，也不是传送信件，而是“把一个人带回掖县”。

　　“不认识，只知道是自己人”。他说，和陌生人同行，心里没底，但上级的任务，必须要完成。于是，他和这个人一起，一前一后，有惊无险地回到掖县。“后来，又将他护送到离掖县30公里的西由”，这才算完成了任务。

　　到达西由时，他才知道，自己护送的，居然是八路军第五旅后勤部政委孙舒平。15岁的小毛孩，居然护送了一位“大人物”，他有些不敢相信。而接下来的事，更是让他受宠若惊，“留下来，当我的警卫员吧。”孙舒平看中他的机智、灵活，诚恳地提出要求。

　　就这样，他结束了仅仅干了2个月的情报员工作，转而成为孙舒平的警卫员。

　　他说，成为警卫员的第一次任务，还是送信。他还记得，收信人接过信后，给他一块大洋作为奖赏，他回来后交给孙政委，政委没收，让他留着。

　　“送完信后，就是接人。”他笑着说，政委让他接一位老太太。出发时，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摆着一个大箩筐，筐里装满袜子、玩具等小百货，俨然就是一副“货郎”模样。接到老太太后，他就卸下货筐，让老太太坐在后座，载着她，一路骑行。途中，碰见日本人放哨，“粗心的日本人没理睬我们，以为我是老太太雇的车夫。”他“得意”地说，两人就这样，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检查。

　　一路上，他都没有问及老太太的身份，直到踏进家门后，政委的一声“妈”，才让他恍然大悟：一直在身后的老太太是政委的母亲。原来，战事连连，因为怕母亲受牵连，所以孙舒平决定把她接到自己身边，之前的收信人就是政委的舅舅，他托付舅舅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然后等他派人接母亲。

　　此后，他成了孙舒平的得力助手。

　　受酷刑，守口如瓶获救

　　1941年冬天，临近春节的日子，他随部队行军至山东蓬莱的马格庄附近，并在此驻扎过夜。战士们把麦秆铺在身下，席地而睡，为了提防日军突袭，战士们高度戒备，连鞋带都系得紧紧的。晚上10时，狗吠声不止，机警的政委用胳膊肘顶了顶身边的李志万，他立即起身，查看情况：果真发现日军偷袭。随后，双方枪战声响彻山谷。一番激战后，我军撤退，日军一路追击。他随战友躲进山谷内，日军怕有埋伏，不敢进攻，随后撤退。

　　1942年12月，日军派出数倍兵力，欲消灭我军驻扎在山东胶东的所有军力。正是在这样危机的关头，第五旅司令部临危受命，战士全部换上便服，带上重型武器，先派出一个团前往胶东的一侧进攻，分散日军注意力。随后，其他战士冲锋陷阵，从外围杀出一条血路，胶东部队才得以突出重围。

　　然而，恶战并未就此结束。

　　第五旅的战士想要全身而退，就必须越过日军一道布置严密的封锁线。当时正值寒冬，天降大雪，地面早已白茫茫一片。为了隐藏自己，战士们从百姓家里借来白布，盖在身上，然后趴在地上，匍匐前进，“一晚上我们爬行了30里路，不说苦，不说累，那份危险，让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李志万说，爬行中，最近的距离，离日军不过十米之遥，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1943年，我军缺少军装布料，他受命与一位布料商人接洽，不料落入日军之手。“当时我身上没带枪，只有一笔用于购买布料的货款。”日军严刑逼供，意图从他嘴里撬出军事机密，然后处以极刑。谁知，他守口如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商人。终于，在受尽4个月的酷刑后，他被成功解救。

　　屡征战，负伤返乡立家业

　　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当过排长、连长、指挥员。后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与敌人相隔不到100米的一次作战中，他不幸负伤，被送往陆军医院治疗。

　　兵戎生涯，因负伤而画上句号……

　　1951年，他回到祖国。因气候原因，伤口一直无法痊愈，辗转多地治疗，最后来到绍兴柯桥第四康复医院。1954年11月，他任职龙泉税务局副局长，从此安家扎根。

　　1956年，他结婚成家，4个儿子相继出生。

　　如今，在龙泉西街，他和妻子单独居住，孩子孝顺，“老二每天都过来给我们做饭，其他的孩子，每周都会来看我们一次。”李老说，他非常知足。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梦见我们的老战友，梦见我们一起驰骋战场，梦见我们一起杀敌卫国，一次次被包围，又一次次脱险……当年能活下来的，都要感恩。”他看着远方，目光深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