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李玉璋，男，1921年生，山东泰安人。1939年开始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正式参加革命，曾先后担任过区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干事、区委宣传组织委员等职。解放后，随军南下浙江金华，历任永康县人民政府县长、武义县人民政府县长、江山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浦江县委书记、金华市委农委副主任。1983年离休。

　　■李玉璋口述 记者孟万成

　　通讯员叶骏记录整理

　　我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读了两年私塾后，就给地主家打短工。

　　1937年底，日寇占领泰安县。1938年1月，泰安发生徂莱山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不久，我所在的汶口区西住村来了两位共产党员，进行秘密串联活动，并找到家境贫困又读过几年书的我，跟我拉家常，谈抗日救国道理。1939年，我担任村青年救国会会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获私藏武器武装抗日部队

　　当时那一带地主大户，多持有守家护院的枪支武器。八路军四支队及正组建的县独立营急需武器装备，把民间枪支起缴出来武装自己是首要任务。

　　我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据布置摸清楚这一带武器的“家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我和几个穷孩子分头带路，一举将30多支枪支全部起出收缴，交给了抗日部队。县独立营刚建立就得到了这批枪支，如虎添翼。

　　1940年春节前，我们袭击了鬼子占据的大汶口车站，并破坏了镇北的铁路线，给敌以重创。又突袭镇伪警察局将其一锅端，活捉伪军汉奸2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然后，又惩办了大汶口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狠狠打击了敌伪的气焰，群众斗争热情高涨。

　　我们村成了那一带抗日救国活动最活跃的村庄。在一次参加泰安县各界救国会会议上，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鹏握着我的手，特别夸奖我们提供枪支情报的事迹：“你们这些穷孩子可是为抗日出了大力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程鹏来永康县考察指导工作时，仍对我提及这件事。

　　发动群众抗日形成战斗堡垒

　　1941年，我被抽调到汶口区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中共区委机关还未设立）任干事，负责政治交通工作。

　　我走村串巷宣传抗日，筹建抗日团体、民兵与自卫团，组织群众保家园、守道口、搜情报、传消息，为抗日武装筹粮筹款、动员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尤其发动贫苦农民“减租减息、增加工钱”得到热烈响应。经过村民齐心协力地抗争，终于使全村全年征粮数降低到3000多斤，所赋税费也大幅减少。

　　其他村看到抗日斗争如此有效，都起来响应，我们立即赶赴各村“点火”：充实抗日团体，组建民兵守村口、护粮囤、铲除敌伪中的顽固分子，瓦解敌伪争取征粮人员配合；星罗棋布地联村串户、发展骨干并从中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支部，形成一个个战斗堡垒。

　　从那时起，汶口区的农民群众交抗日公粮、参军的热潮不断，仅我手上就直接送走了20余位青年参加八路军，还组织许多未成年的孩子通过参加“鲁中公学”抗日学校学习，加入抗日队伍投奔革命。

　　粉碎日伪“大扫荡”

　　从1941年冬到1943年，日伪连续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汶口区的抗日团体从半公开转入隐蔽活动。我们利用对家乡熟悉、人脉深厚等优势，白天照常下地干活，一到夜里就潜入各村继续联络。我们还通过收集敌伪消息，配合区“短枪队”（即锄奸队）惩办汉奸恶霸及叛徒，神出鬼没地偷袭敌人。

　　一天夜里，我带着四位同志去日寇煤矿附近的村子，做联络和组建抗日团体等工作，在铁路沿线遭遇鬼子巡逻队。我右大腿中弹，还是咬着牙，顺着熟悉的僻巷小道，穿户过院，一口气跑了十来里地，拂晓前才悄悄潜回住地。还好，子弹是从右大腿外侧皮下穿过，未伤及筋骨，但还是落下病根，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才动手术医治。

　　1944年春，中共汶口区委成立，我担任区委宣传组织委员。50多个村在区委领导下，成功粉碎了日伪大扫荡。1945年5月，他们在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期间，缴获了一批日寇军需物资。上级考虑到我负过伤，特地配发给我一床崭新的日军军用毛毯，从此，这床军毯一直伴随在身边：解放战争期间组织拥军支前、生产救灾，随军南下长途行军风餐露宿；新中国成立后建政权、搞土改、抓生产下乡蹲点……

　　（感谢金华市委老干部局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