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墨

　　林纾（音shu,1852～1924年）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近代文学翻译的开创者。他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语，但他却与朋友王寿昌、魏翰、王庆骥等人合作，翻译涉及11个国家的107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达200多种，为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少年时的林纾，读书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进房间，他必定停下来，往门边的墙上瞧着什么，原来墙上贴着一张字条，抄着一段文章或者一个问题，林纾要将它背诵一遍或想出答案，才进屋，否则就一直在那里；进屋走到书桌前，他也不立马坐下，原来桌上的砚台下也有一张纸条，他要读一遍或想通一个问题，才会坐到椅子上。他把自己这种独特的读书修身方法戏称为“抬头不见低头见”。

　　林纾为最后一位桐城派（什么是桐城派？文后有注），他曾自负地认为自明代归有光之后，600年来无一人古文可与之比肩。他还说：“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

　　他的书房里，左右放着两张桌子，右边一张矮桌子是写作和翻译用的，左边的一张高桌子是绘画用的。他坐着写作或翻译，累了，就到高桌子旁边站着绘画。绘画站累了，又回到矮桌边写作或译书，以此调剂精神。

　　1897年，林纾45岁，夫人刘氏去世，他正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国归来。王精通法语，劝林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懂外语，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刘氏之死与茶花女之死，使林纾与小仲马有相同的心境，所以此书能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效果。

　　那时闽江的一小船上，常可看到这样一幅景致：王寿昌手捧原著，边浏览边口述，林纾则展纸挥笔。林纾耳聪手疾，文思敏捷，经常是王寿昌刚说完一句他就写好。一天4个小时下来，记下6000多字。因为心境悲凉，林纾常被故事主人公打动，行文也在不经意间添加了对亡妻的思念。王寿昌也是性情中人，每译到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就相对而哭，被朋友们传为谈资。

　　两年后，昌言报馆版本的《茶花女遗事》公开发售，一时间洛阳纸贵，并风行海外。

　　《茶花女遗事》的热卖，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走下去。之后27年的生命里，林纾在不谙外文的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20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还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他曾任教北大，有一门课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中精神最不好的时刻。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的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力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早年曾拜师陈文召学画，其画的名气不下于他的翻译。晚年的林纾，拒绝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邀请去做官，也拒绝了为吴佩孚作画。大隐隐于市，他躲在陋巷吟诗作画，“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据说，他很爱到附近北京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去吃饭，每次吃饭前，店家都要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荣宝斋上好书笺，请他把要点的菜名写在上面，然后把那些菜单装裱成册，成为当时的佳话。

　　对于后学，林纾则竭尽全力予以提携。1919年，齐白石初到京城，想以卖画为生，但当时整个北京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了摆脱困境，齐白石登门拜访林纾，林纾将其绘画全部收购，并在自己编审的《平报》上发表文章，极力推崇齐白石的画作。由于这些幕后工作，齐白石在北京慢慢有了名气，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林纾不懂外语，选择原本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口译者手中，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翻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