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长平

　　2015年12月26日，圣诞节第二天的一大早，女婿打来电话，说让我给他准备点饭，他一会儿就要到家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女婿是个律师，在首都工作，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别说平常难得有时间，就连春节和中秋节等我国的一些传统节日，他也很少有机会来探望我。在这个只有外国人才过的洋节期间，他唐突来家，着实让我意外。我忐忑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迟疑了会儿说了句，“没什么大事，反正一句话也说不清楚”，便匆忙挂断了电话。

　　和以往拎着大包小包不同，这次，他只是夹了个公文包，并且模样还显得很狼狈。我更加诧异：女婿从事的算是个“高大上”的职业。今天咋这样一副落魄的样子呢？

　　我正想一问究竟，女婿苦笑了一声说：“如果不是动车故障晚点，而且故障恰好发生在离家只有几十里路的山东平原，还真没机会特意来探望您老人家呢！”

　　我更加迷惑。知道我没听明白他的话，女婿一身疲惫，落座后长舒了一口气，才认真地给我说出了他当天的经历。

　　原来，女婿是在圣诞节当天21时左右从北京乘坐的D311次动车，准备去上海出庭一场经济案件。原计划赶在次日10时之前到达。可列车行驶到山东平原时竟然意外出现了故障。他向列车工作人员询问后，得知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出发。刚开始他还沉得住气，可他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后，列车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慌了神。

　　作为当事人的律师，如果他缺席，本来很有胜算的案件，结果将会是个未知数。这无论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女婿日后的个人工作信誉上来看，损失都无法估量。

　　我为女婿的遭遇深表惋惜，女婿却说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他说自己给上海方面打去电话，陈明了意外情况，那边的问题已经得以妥当处理，自己顶多损失一些违约金而已；可同车上还有参加考研的学生、就诊的患者等特殊乘客，他们会急成啥样，真是可想而知。

　　提到违约金，我很自然地想向他了解本次动车晚点对乘客的具体赔付问题。谁知女婿听了我的话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个问题我和铁路方面已经做过交涉，可对方说没有这方面的赔偿，铁路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调侃地对他说：“摊上这样的事，看来你这律师也是没辙了。”

　　谁知女婿听完我的话后笑了笑说：“哪能呢？铁路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列车晚点的相关赔偿规定，但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作出相关规定，法律是‘死’的，同时也是‘活’的。具体到动车晚点来说，完全可以参照《合同法》的相关的规定，就像航空公司在晚点时，对乘客要进行赔偿一样，要求动车方面进行理赔。法律规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反过来也可以催生不少相关新的法律诞生。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就此罢休，我还想用我所掌握的有关法律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从小处说是维权，从大处讲还是期待我们这个法治国家的法律日臻完善……”

　　虽然我对女婿所谈的一些专业术语不是很懂，但我对他的这种行为和观点无疑是肯定并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