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胡翀报道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恶意欠薪，“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将被追究刑责。然而，从去年1~11月份浙江的数据来看，3.55万件劳动纠纷案件中，仅164件被判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而实际因此入狱服刑的恶意欠薪者更是少之又少（详见本报1月11日第1版报道）。高举的板子最终为何总是轻轻落下，震慑恶意欠薪的法律武器能否奏效，是劳动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我省将恶意欠薪入刑的起算点由最高院规定的5000元调高到1万元，同时，更令劳动者不解的是，大部分劳动纠纷案件中，劳动报酬仅计算了基本工资，其他一概不算。

　　恶意欠薪入刑起点：最高院5000元，浙江1万元

　　恶意欠薪被追究刑责，除了满足政府相关部门的“支付令”这个必要条件之外，还需满足“数额较大”这个刑法规定。而这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这样来界定的，即可以分为两种情形进行认定：一个是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而且数额在5000元到2万元以上的。第二种情况是拒不支付10名以上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累计在3万到10万元以上的。

　　可是，我省将第一种认定“数额较大”的起算点从5000元提高到1万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提高的这5000元空间，就将大部分劳动纠纷案件的界限限定在民事纠纷的范畴，够不着刑事案件的门槛。“这个范畴实际上是根据浙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省里设定报最高院同意的。”长期从事劳动纠纷案件维权的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朱斌律师表示，“从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行以来，经我手处理的劳动纠纷案件，就没有碰到过一起欠薪者真正被判刑入狱服刑的，可以说，这条法律警示意义大于实际操作意义。”

　　朱律师表示，即使按照1万元的标准计算，以浙江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平均月工资达到3000元以上也是很正常的，因此拖欠一名劳动者3个月工资，就可以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劳动保障部门移送公安，再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提交到法院的劳动报酬，往往都刨除了《劳动法》中所规定的奖金、津贴、补贴等，而仅仅只计算了劳动者的基本工资，这也造成“数额较大”的情节难以被认定。这样一来，也就达不到“入刑”的标准了。

　　劳动报酬不包括奖金、津贴和补贴？

　　劳动报酬不包括奖金、津贴和补贴？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的钱叶芳教授，长期从事《工资支付管理办法》、《工资保证金制度》等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保障制度的研究。记者将朱律师反映的情况告诉钱教授，对方表示，确有其事。

　　钱教授表示，对于目前恶意欠薪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她也十分关注。“最高院对于‘劳动报酬’这个概念是明确的，2013年1月23日施行的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第一条就是：劳动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应得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但现实中，许多企业、老板，甚至于劳动部门，在处理劳动纠纷案件时，往往调换了概念。”

　　钱教授说，“在欠薪追讨过程中，工资范围仅限于基本工资，经济补偿金和额外补偿金也未计算在内。”钱教授分析，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害方，劳动者方面的，因为难以追讨全部拖欠工资，而最容易认定的就是基本工资，因此追讨到基本工资，劳动者也就算了；另一个问题出在政府，相关部门为平息事件、尽快结案，未将劳动者工资权的完全实现作为执法和司法目标。

　　此外，钱教授表示，目前的《工资保证金制度》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工资权，本意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点毋庸置疑，但给企业带来了过重的负担，未能在劳资双方利益间进行相对平衡的考量，因此，需要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进行改进。同时，工资保证金制度对恶意欠薪的预防作用微乎其微，仅能在欠薪事件发生后起到有限的缓冲作用。要想最大限度减少恶意欠薪发生率，还是要付诸严格执法与司法。需要地方政府摒弃短期维稳思维，积极支持劳动监察工作，同时，还需要各相关部门在法律框架内密切配合，否则，出台再多的意见、法规，也无法根治恶意欠薪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