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瑶

　　古时，海岛先民心中一直有一个类似天方夜谭般的梦想，那就是在海上架起一座连通陆地的长桥。

　　如今，这个梦想变成了美丽的现实——气势磅礴的舟山跨海大桥联通了宁波和舟山，使舟山与宁波、杭州的车程距离大大缩短。

　　在舟山开通铁路的梦想如今也开始照进现实，舟山首条铁路——甬舟铁路已经摆到议事日程上，且形成了计划草案，正逐步推进中。

　　可谁曾想到，早在100多年前，舟山的乡贤就已经提出了舟山“开通铁道”的设想。在当时远离大陆，交通闭塞的偏僻海岛，谁竟能有如此超前的眼光？

　　他的名字叫王亨彦，生于1859年，卒于1930年，字雅三，号寄翁，定海乡贤名儒，清光绪三十年(1904)岁贡生。

　　最早提出舟山通铁路的人

　　王亨彦曾经编写过一本《定海乡土教科书》。笔者在档案馆找到了这本发黄的线装书，其中就有这位先贤提出“开通铁路”的文字记录。

　　该书第十六课“交通篇”，这样记载：“定海悬居海中，往来动由航路，行驶舟楫，惟由南道头达上海、宁波，设有轮舶，较为便利……渡海来城，船皆用帆，或阻风潮，不能自由。旅行者多病之。岱衢长涂地广人稠，日用品皆由城运往，其路线须历叉河、马岙诸庄，而至三江埠问津。山岭崎岖，跋涉尤艰，非有要举，相戒裹足，能于其间，开通铁道，济渡轮舟，既可获利，又普公益，是亦宜研究之问题也。”

　　这应该是最早提出要在舟山海岛开通铁路的文字记录了。

　　王亨彦提出舟山“开通铁道”，虽是一家之言，且是建议性的言语，但那时舟山大海阻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能在海上行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更何况通铁道，作为读书人的王亨彦，却大胆提出“开通铁道”的设想，还将其写进自己编撰的教科书中，给后人插上梦想的翅膀，其思虑深远，着实让后人惊叹和佩服不已。

　　王亨彦把“开通铁道”之说写入书中，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满清王朝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包括之前的洋务运动，及后来的维新运动，都倡导向西方学习，其中也包括交通方面的铁路修建。王亨彦是当时的乡贤名儒，关心时政，知晓国事，接受社会新思想、新事物比常人来得快，洞察世事能力，更是胜人一筹。铁路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视线。

　　经考证，王亨彦提出“开通铁道”，其实是深受晚清风云人物、定海最后一位进士——王修植变法思想影响。

　　王修植和王亨彦年龄相仿，定海皋泄王家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当时，正是洋务思想与维新变革思想风起云涌之时，王修植是洋务思想的实践者，同时又积极倡导维新变革。入仕不久，王修植受李鸿章器重，在天津办水师学堂，同时开设“北洋西学官书局”，以传播西学。

　　王修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创办有维新派报纸——《国闻报》。

　　他曾为光绪帝草拟变法奏章，提出开铁路、设邮局、裁绿营、立学堂、废科举、开发经济科技等共12条主张。光绪帝见“12条”如获至宝，顾不得西太后的阻挠，即降旨实行。朝中有识之士对“12条”也是赞叹不已，称王修植为“识时俊杰”。由此足见，王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亨彦和王修植是旧识，光绪八年（1882），他们二人共同参与编修《光绪定海厅志》。根据《光绪定海厅志》重修职名中记载，王修植负责总理，相当于现在的总纂，王亨彦负责采访记录，资料整理。当初，他们都是当地乡试的秀才，只是后来王修植入仕为官，离开舟山，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修植母亲病逝，他辞官返乡“丁忧”。回到家乡后，王修植想为乡亲做点好事，他首先想到的是教书育人，这和王亨彦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想要民族新生、国家富强，唯有开启民智，兴办学堂。

　　是年，王修植禀陈定海厅署，将景行书院改建为定海厅立中学堂，这是舟山历史上最早按现代教育模式办的学校。受其影响，王亨彦创办的马岙第一所小学堂，仅比王修植创办的定海厅立中学堂晚了4年。

　　两人同为乡贤，又曾为同行，思想和见解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王亨彦在书中提出“开通铁道”，其深受王修植变法思想影响，也是情理之中。

　　耕读世家，传播新知

　　拂去岁月的尘埃，走进今天舟山市定海马岙光四村大池弄47号的王亨彦旧宅，眼前一切景物皆留存着100多年前的余味：古朴的四合院，斑驳的石墙，木制的门窗，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青石板铺就的道地，通向正堂，正堂即为王氏祖堂，原有堂匾“岵思堂”，为王亨彦家族书房堂名。有如此文雅的堂名，便可知王氏家族乃书香门弟，耕读藏书，文脉渊远。

　　据王亨彦所著《锐庐思痛记》载：“同治癸酉，先伯父亦瑞公，肄业杭州诂经精舍。其时山长为俞曲园樾。予检读先伯父课卷，俞曲园之批词。大小字俱作隶书。后家大人肄业上海求志书院，山长亦曲园氏……”从此段话可知，王亨彦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读书人，曾就读于上海求志书院；其伯父，王亦瑞，同治年间廪贡生，著有《周易后述二十卷》，曾就读于杭州诂经舍，此两人都曾是清末著名学者俞樾的弟子。俞樾（1821～1907），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他曾任翰林院编修，和定海黄以周同为晚清浙江三大汉学家之一。俞樾与舟山亦有渊源，据民国《定海县志》表九“游寓”所载：“尝避洪杨乱携眷来定海。”也就是说，他曾来舟山海岛避难，但是具体时间，以及是否和王亨彦父亲及伯父有联络，志书上没有具体记载，但以师承之谊，王家应该与俞樾有比较密切的交集。

　　年轻时的王亨彦，也曾追求仕途。“学而优则仕”是学子奋斗的方向，寒窗苦读数年，光绪三十年（1904），他终于考取厅学贡生，然而，之后几次考举人却都未成功。于是，王亨彦放弃仕途，转而投入教书育人之列。

　　他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私塾，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教授、启蒙乡里子弟。当时，舟山海岛的马岙、小沙、长白、岱山等诸乡，甚至宁波，均有学生来其门下，让乡人接受知识的启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改学制”之呼声高涨，定海厅学(学宫)停办，改书院为学堂。王亨彦顺应形势，将他办的家塾改称为“养正私小学”。不久之后，为了让更多的乡民子弟消除蒙昧，接受教育，王亨彦停办了家里的学堂，决心创办一所能惠及更多学生的学堂。他多方奔走县衙、乡村大户人家，不遗余力筹措办学经费。在其不懈努力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利用马岙中峰庙旧崇文馆义塾原址，创办了马岙庄第一所小学堂，时称景陶乡区立第一小学校，以传新知。

　　修志编书，泽被后世

　　除了教书育人、启蒙后学，王亨彦还是一位文史大家，他编修著书，造福后人。定海多部志书编修，他都参与其中，先后参与编纂《定海厅志补校》《定海厅续志》《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等志书。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编撰完成《普陀洛迦新志》。普陀山自清道光年间由秦耀曾、祝德风先后编过《普陀山志》和《普陀全胜》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近百年间未再修志。当时法雨寺住持印光法师提出要为普陀山修志，他命法雨寺、普济寺两名退居的住持僧开如和了余具体筹划，并去函请定海县知事陶镛主持其事。山志的编修要找一位文字功夫好的人来担任，陶镛首先想到的是住在定海城里、名气很响的前清举人孙尔瓒。孙尔瓒则向陶镛竭力推荐马岙的王亨彦，认为他为人谨严，定能胜任编志工作。于是陶镛与开如、了余联系，委任王亨彦为山志编纂主任，另外聘请3人协助王亨彦搜集、考证资料，而山志最后的文字编纂全由王亨彦一个人在民国十七年(1928)独立完成。当时题名为《普陀洛迦山志》，民国廿三年(1934)修订后更名为《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国光印书局铅印出版。全书共l2卷，计30余万字。孙尔瓒赞扬这本山志“材料翔实，考证精审……蔚然成巨观”。

　　如今，遗存下来的《定海乡土教科书》也所剩无几。该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上海鸿文书局刊印出版，这是舟山现存的第一部乡土教材，汇集定海历史、地理、气象、岩石、岛屿、图说等各类乡土知识。该书留传至今，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和研究价值。此书总计12章，60课，分上、下两册，用章节体编写，全书分历史、总述、厅治、村庄、东境悬山、东南境悬山、南境悬山、西南境悬山、西境悬山、西北境悬山、北境悬山、东北境悬山12章，每一章根据内容安排设2至10余小节。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乡贤名儒，逝者如斯，唯有他们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能穿越时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