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利辉

　　母亲做好饭，对我说：“快喊你爸，喂猪了……”

　　父亲每次听见我的喊叫，便停下手中的工作，笑眯眯地问：“饲养员又做啥好吃的了？”我回说：“老一套，苜蓿面。”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口里说的这群猪，除了父亲，还包括我和姐姐这两头小猪。

　　父亲属猪，比母亲大四岁。听大伯讲，他们俩订的是娃娃亲。爷爷和奶奶去世得早，大伯长兄为父，便替父亲早早地订了亲。那时，大伯怀里揣了一个银元和媒人上舅爷家提亲，舅爷让母亲去厨房给客人做饭，母亲做了三碗苜蓿面，用盘子端了上来。父亲大概饿急了，端起碗就吸溜吸溜吃了起来。母亲说：“你也不让让人，跟头猪一样。”父亲好奇地问：“你咋知道我属猪呢？”大人们都被逗笑了。媒人说：“一个猪，一个兔儿，不在槽里抢食，八字合着呢。”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那年，父亲14岁，母亲10岁，全国还没有解放。

　　父亲订亲后第三年，就当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了，母亲依旧在家务农。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大城市里，刚安顿好就回老家提亲，舅爷对父亲这一举动很是欣慰，问他立功受奖了，为啥不在城里头找一个？父亲说他在战场上，最想念的就是母亲做的面条。舅爷高兴得流着泪说：“你没忘本就好……”这些尘封的故事，都是在舅爷去世多年后，母亲才点点滴滴告诉我们的。

　　姐姐和父亲同一个属相，姐姐又大我一轮，所以我们家每次开饭，才有了喂猪的叫法，不经意间，这句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

　　母亲和父亲团聚后，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依旧聚少离多。孩子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母亲毅然回到老家，随生产队下地干农活儿，挣工分拉扯我们姐弟。二月里，青菜还没有长出来，苜蓿却已经发了芽，母亲就掐些嫩芽回来，将白白的面团擀成薄饼样，切成二指宽的长条。先把苜蓿下在滚水里，煮上一阵，再捞出来拶一下，然后在大锅里下面条。等面条漂浮在锅面上，就是熟了。母亲用一把毛刷，蘸上一点油，在紧挨大锅的小锅里面刷一圈儿，把拶好的苜蓿再炒一下，伴上红红的辣椒面，然后浇上酸汤和葱花，一锅馋人的酸辣苜蓿面就出锅了。每当父亲休假回来，母亲还会在苜蓿菜下藏两个荷包蛋，那碗面是专门给父亲做的。一旦目标暴露后，偏心的母亲才会无奈地分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个鸡蛋吃。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做的苜蓿面是最好吃的美食。

　　父亲病重的时候，说他想吃碗母亲做的苜蓿面，母亲笑着说：“还当你是头猪啊，现在哪儿还有苜蓿。”母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儿，居然在一个卖野菜的摊儿上，搜罗到一点，就去厨房给父亲做苜蓿面。面刚出锅，父亲就走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不用喊了，我们家的猪就剩我和我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