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夕，国外参赛运动员服食违禁药品的丑闻频频曝光，让我想起了古代中国非常干净的“奥运比赛”。这与当时缺乏科学检测手段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体育竞技强调娱乐性与仪式感，都与商业无关。

　　众所周知，像举重、游泳、跳水、皮划艇、射箭、击剑、摔跤、足球等诸多奥运比赛项目，在中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踪影，有些是从先民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而来，有些则从游戏、养生演化而至。但这些竞技项目一般只作为节日的表演节目、生产和生存的一种手段及日常娱乐活动。

　　“举重”，彰显生产与战斗的力量

　　我国自古不缺大力士，除妇孺皆知的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商纣王“扶梁换柱”、宇文成都“双手举吨重石狮子”，各类正史、野史中记载的大力士不计其数。到了唐代，“举重”更大张旗鼓地被引用于军事。据《旧唐书》载，武则天将“翘关”列为唐代武举的科目之一，“翘关”就是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进而打开城门。古代城门一般都有四五丈宽，木头门栓至少有四百斤以上。通过这样的武举，涌现出诸多像张芬这样“力举七尺碑”的人。

　　如果说书中记载过于夸张，那许多高山之巅的建筑工程便是最好的证明，诸多重量超千斤的木柱、石板等，都是在没有现代化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靠人工背、扛和抬。所以，古代诞生了许多大力士，是出于生产或军事战斗需要。

　　“足球”，凸现游戏与娱乐

　　足球是当今全球第一大体育运动，足球源于中国蹴鞠已获国际足联认可。但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只把蹴鞠当一种游戏玩。

　　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二“作新丰移旧社”条曰：“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生平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为欣，今皆无此，故不乐也。”于是，刘邦便在首都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了一座城，并将刘太公的老邻居全都一起迁来，陪刘太公踢蹴鞠玩耍。

　　即便到了北宋以后，不仅没人愿学凭蹴鞠技术赢得高位的奸臣高俅，相反还将其钉上耻辱柱上。可见，古代人踢“足球”是不屑掺杂政治等目的。

　　“皮划艇”，纪念性的竞技娱乐

　　中国古代端午各地开展的“龙舟竞渡”其实非常类似如今奥运会上的皮划艇竞赛。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端午时节龙舟竞渡，众船齐发是为了拯救屈原；在水上击鼓鸣锣，则是为了驱赶欲食屈尸的蛟龙。唐朝以后，“龙舟竞渡”发展成大型的娱乐项目，极具观赏性，连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王均于此日亲临现场观看龙舟竞渡，看上去跟世界杯期间欧洲及美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赶赴现场看足球没啥区别，但却没有商业目的。

　　“跳水”，节日表演的节目

　　跳水、游泳、划船等最早皆是古代先民的生产手段或生存技能，春秋战国时期被引用于军事战术，到了经济高度发展的北宋，水上运动项目发展成融观赏、娱乐、竞技于一体的重大节日表演节目。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中记载说，三月一日，在开封城西顺天门开放金明池（五代后周开凿用来训练水军的人工湖）和琼林苑（与金明池南北相对、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这里每天演习皇上车驾到金明池游幸时如何接待的各种礼仪。

　　经过20天赛前“集训”，农历三月二十日，皇帝驾临现场，赐宴于朝中大臣，这时，“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

　　这场面颇似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各种舞蹈、花样游泳等及致辞。

　　紧接着上演类似现代“跳台跳水”的“水秋千”；跳水、游泳比赛结束后，“皮划艇”、“帆船”等粉墨登场：“有小龙舟二十只”“虎头船十只”“又有飞鱼船二只”，还有“一人掌划的鳅鱼船二只”，最后压轴的是“大龙船”。有多人划桨的比赛，也有单人单桨赛，而且不断上演高难度动作。

　　“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对船相交互，谓之‘交头’。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看见有红旗招引，分成两行的船队在鼓声伴奏下奋力向“标竿”冲刺，先到达终点的得冠军奖标，而这时，各处看台上的观众一起高呼口号并手舞足蹈。

　　中国唐代就会玩“曲棍球”

　　中国唐代人就会玩“曲棍球”（马球的一种捶丸）了，元代，还出版过一部玩“曲棍球”的专著《丸经》。

　　唐代人打起“曲棍球”更是出神入化。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五记载：“建中初（779年），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

　　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许多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也是“曲棍球”高手。

　　没人服用激发潜能的药

　　古代统治者对体育竞技项目获胜者的奖励颇为丰厚，有赏官职的，也有赏金银、绸缎和田地及房产的，然而，史料却没有参赛者通过服食可激发潜能的激素来提高比赛成绩的任何记载。

　　我国古代中草药事业一直高速发展，至于正野史中提到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当不得真，但激发人之潜能的激素肯定有。之所以古人不服食类似今天的违禁药物参赛，原因不外乎有三：其一，远离商业性操作，即便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体育赛事也不沾商业的边；其二，诚信因素，古代崇信“失信者失天下”，服食违禁药比赛的成本太高；其三，可能法律严苛，古代对科考舞弊，轻者终身禁考，重的抄家杀头，体育比赛舞弊者遭受的处罚一定不会比这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