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

　　（接上期）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为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收藏界。

　　张伯驹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辈出。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而张伯驹，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作为京剧票友，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1957年，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他被打成右派。

　　多年后，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袁世海无动于衷。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立刻回头，握着章诒和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原来，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临行时，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这话，并不是面子话。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1966年“文革”来袭，这一次，张伯驹成了“现行反革命”。白天，夫妇俩被游街批斗，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随后被“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他年龄过大不能劳动。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内。解放前的张家，仅管家就有10位。那时的张伯驹，拥有无数书画珍宝。可现在，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

　　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到我家做客的。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是这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后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6

　　1972年，君子之交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于是，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扫视一周后，在这副挽联前停下：“词写得好，书法也好。”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主席啊，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随即，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毛听后，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张伯驹万万没想到，救自己脱离苦海的，就是诗词和书法。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以词人之词论，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当时，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所谓打诗钟：就是悬一丝线，下系铜钱。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香烧到丝线，铜钱就会掉落，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就算认输。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一次，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张伯驹抓到“魂、象，六唱”，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随后，他抓到“唐、水，二唱”，未等铜钱落下，又已经联成：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南唐指李后主，饮水指纳兰性德。妙语巧思，众人绝倒。

　　章伯钧素好写诗，没事就爱诌吟，但有一次，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一声叹息：“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张伯驹诗词好，书法也妙。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鸟羽体”，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像极了他自由自在、超逸通脱的心性。以狂著称的刘海粟，对张伯驹评价极高：“丛碧（指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7

　　在“反右”运动中，某京剧演员批判张伯驹时，言辞比匕首还锋利。但后来，这人去世后，张伯驹托人带去100元赙仪，当时，一月伙食费不过10元。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张伯驹坚送100元：“当初他帮我打把子，有过交情。”

　　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10年之久，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袁克定人见人躲。其家产很快耗尽，生活难以为继。即便如此，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张伯驹欣赏其气节，便将他接到自家。“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这一养就是10年，直到袁1955年去世。

　　1969年，“第一大右派”章伯钧死后，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到处寻访打听，拄着拐棍找了一天，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这就是张伯驹，不论潮涨潮落，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这份品质，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

　　1982年2月，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过了两天，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2月26日，张伯驹撒手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