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嘉励办公室的一角，堆着半屋高的凉席、被褥、草帽等物件，这些是他的工作“装备”，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郑嘉励一年有200多天出差在外。

　　在外人看来，考古工作探究生死，挖掘文明，多少有点神秘色彩。郑嘉励却说，考古工作从来不是纯粹的“探索发现”，在严谨、学术性等要求的规范下，趣味性不会占主导。

　　但是，任何一份职业都是人自身赋予它各种意义。在考古的严谨之外，郑嘉励用自己的方式，以一种超脱学术的眼光看待历史、现实、生活、人情世故，并用文字记录，形成《考古的另一面》杂文集。对他的采访，也让我们看到了考古人的另一面。

　　郑嘉励

　　■记者杜成敏

　　“每天上班都在探考历史”

　　郑嘉励1972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的海滨农村。小时候精神食粮缺乏，一本《杨家将演义》被他熟读多遍，后来，又通读《三国》、《水浒》，在演义小说的包装下，历史有了传奇般的色彩，他对历史的兴趣也起缘于这个时期。

　　大学填报志愿时，他几乎全部填了历史学，但最终却被考古专业录取。老师安慰说，考古和史学是兄弟学科。后来他才知道，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其实与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考古学科实践性很强，好比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只能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有所认识。”郑嘉励说，直到大三实习，他才开始对考古萌发兴趣，“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然豁然明晰。”

　　实习过后，他对考古的兴趣越加浓厚。1995年，他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业内有句俗语叫“古不考三代以下”。参考发掘良渚墓地、河姆渡遗址的史前考古，是一个本科生的自然选择。但做了三年后，郑嘉励仍放不下心中的“历史情结”，于是决心改换跑道，改做历史时期考古，并明确了自己的考古方向：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

　　“古人的丧葬制度，背后隐藏着重大玄机，能直接见人。”郑嘉励说：“墓葬更容易跟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社会风俗搭上边。”

　　郑嘉励用了七八年，专门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墓主人三教九流都有。

　　探墓，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份有些忌讳的工作，但却是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郑嘉励不介意他人的看法，还学会了“自黑”。有一段时间，盗墓的案子比较多，经常要做司法鉴定，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同事调侃：每天上班都在上坟。郑嘉励不服气：“拉倒吧，我们考古的都不敢说上班就是上坟，你哪有资格。”

　　考古工作没有想象的那般神秘

　　从事墓葬考古后，身边的朋友总会好奇，挖古墓，解谜团，其中必有一番神奇经历。

　　朋友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人对考古的理解，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很多人并不了解考古研究。加上近年来有关盗墓小说、影视作品的影响，给墓葬戴上了一层神秘光环。

　　事实是，真正的考古工作不是探索解谜，没有那么多玄乎其玄的故事。郑嘉励说，所谓的古墓机关、密室，都是作家、编剧为了加强故事性编纂出来的，古人为了墓葬不被轻易破坏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加强墓葬的隐蔽性。“比如争议最大的曹操墓，为何会引起各方猜测，是因为它太‘低调’了，其实这就是墓主人为防止墓葬被破坏而刻意为之的。”

　　真实的考古工作，其实大部分都很烦杂，甚至有些枯燥。

　　2014年8月，郑嘉励来到温州乐清和永嘉的两县交界的一处龟山上，抢救这里的一处古代窑址。

　　龟山窑址考古发掘，是乐清方面的主张。但是，窑址的分布范围，大半则落在了永嘉县境内。考古发掘涉及复杂的占地“青苗赔偿”，乐清境内的青苗补贴问题，他们就与乐清方面的老百姓谈；另一边的青苗政策，就跟永嘉方面的朋友沟通，讨价还价。

　　一个考古工地干下来，他们与当地老百姓所打的交道，相当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乡镇干部。而且整座龟山被白花花的现代坟墓占去了大半，说是挖掘古代瓯窑青瓷文化，其实大部分时间，郑嘉励他们是在现代坟堆里钻来钻去，见缝插针，在这边挖点东西，到那边再挖点东西。

　　龟山窑址考古工作完成后，郑嘉励总结：龟山窑址产品丰富，品质较高，此次考古发掘对认识温州五代北宋时期的青瓷生产有重要价值。结果，永嘉县那边听闻消息，心头一热，既然龟山那么好，也来挖掘一下我们永嘉这边的青瓷文化吧。

　　对郑嘉励他们来说，乐清获得的瓷器标本，对认识当地的古代青瓷面貌，材料已经足够充分。“扩大发掘面积，只不过是多几件坛坛罐罐而已，200个罐子和280个一模一样的罐子，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量’的积累，无法给我们新的知识。”

　　但是本着负责的态度，郑嘉励还是对永嘉县部分也进行了发掘。“至少可以帮助当地充实馆藏文物嘛，还是有意义的。”郑嘉励开玩笑地说。

　　考古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大抵如此。郑嘉励说，其实人们对考古的好奇，归根结底，其实是对未知的“死”的好奇。

　　有一次，义乌某工地施工时发现一处明清时代的古墓群。郑嘉励赶去抢救清理。到达时，发现40摄氏度高温下，居然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大家拥挤着，发表着各种议论。有人说一定有古董，有人引经据典，说这地方古代有个忠良，被当权奸臣谋害，下葬时特地安装了黄金打造的脑袋。说不定这次能挖到金脑袋……

　　然而，坟墓挖完，除了一副骨架，里头啥也没有。人群便一哄而散。

　　有些人也会问：“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

　　考古带来的历史财富，不能用物质衡量，当然有它的重大意义。但对于郑嘉励来说，考古的意义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赋予的。

　　“考古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也是深刻的问题。我们认为某东西是否有用，在于我们赋予它什么价值。”郑嘉励说：“做文艺评论的说务虚的批评很重要，手艺人说务实的‘匠人精神’才可贵，同理，考古工作者也会努力赋予本学科以各种意义。我爱历史，也爱考古，考古为我带来了充实的人生，我愿意为它努力和付出。我喜欢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里的一句话：实现自我的最终标志就是找到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志业，这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考古杂文“以死见生”

　　郑嘉励研究浙江的宋代墓葬和城市，每到一地都需要访古墓、读地方志，郑嘉励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抄墓志。

　　久而久之，这些历史记录总会让人生出不少感悟，在正式的学术文章里又用不上，弃之可惜，于是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记录感悟，换个眼光看考古。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郑嘉励就开始杂文写作，并常见诸报端。而以考古为主题的创作，是在2009年后。他在某报副刊上开了个“考古人茶座”的专栏，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他出版的杂文集《考古的另一面》中的文章，大部分来源于此。

　　《考古的另一面》共收录短文76篇，分五辑。虽是随笔，但作者“以死见生”，从墓葬窥见封建礼教的缩影，字里行间的讽刺批判，颇有向鲁迅先生致敬之意。郑嘉励崇拜鲁迅先生，高中时期，他认为世界上不会再有比《故乡》《阿Q正传》更好的文章了，后来又接触了钱钟书、王小波的杂文作品，内心便更加崇敬。

　　比如《墓志中的女人》一文，作者总结宋元墓葬中女人的墓志，认为墓志大体表达的都是这些意思：在未出嫁之前，她的职责是温柔听话、孝顺父母；为人妇了，她孝敬公婆，与妯娌和谐共处；为人母了，一意督促儿子读书……忽有一日，女人遽得“微疾”，处理后事，丝毫不乱，然后安然离开，一点也不拖累他人……

　　这些墓志中的女人，千人一面，因为妇德的要求，让墓志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女子时刻为别人而活，唯独没有为自己而活，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用赵氏、钱氏、孙氏代替。且“大部分的社会底层女子，是没有墓志的，她们死后要么被一把火烧了，要么草席一卷，扔了。”封建社会的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禁示碑》一文，则更突出了讽刺意味。“有人上山乱砍滥伐，圣人有忧之，在山脚设立禁示碑；男女混杂，挤在戏台前，男女大妨，圣人有忧之，戏台边有了禁示碑，禁止妇女看戏……如果古人有网络，一定会出现一个网络热词——‘圣人婊’，与现在的热词‘圣母婊’对应……”

　　还有一些“多此一举”的禁示碑，比如某个村庄设立了禁赌碑，严重的赌博原本就触犯法律，既有大法高高在上，民间又何须郑重重申？作者解释：“你想，村庄中就这么几个人识字，也就是所谓的‘乡绅’。乡绅站在石碑之前，手指碑文逐条解说，摇头晃脑，多神气啊。而目不识丁的听众，懵懵懂懂，目光呆滞，才格外具有威严、神圣的仪式感。”讽刺乡绅们那副装腔作势的嘴脸，十分到位。

　　也有直接表达作者对鲁迅先生敬意的，如《胡子史略》中：“于是，中国男子失去了留胡子的自由。倘不小心留了上翘的胡子，就免不了被人说假洋鬼子；倘让胡子自然垂下，又不免被人讥为老派守旧。胡子自由的丧失，是鲁迅先生平生一大愤懑。为避免国粹家的闲话，改革家的反感，先生索性将胡子修得既不上翘，也不下拖，作成隶书的‘一’字，从此天下无事，所麻烦者，必须时常修剪胡子而已。我认为，这是中国胡子史上最气派、最具独立精神的胡子。”

　　此为借胡子之名，来称颂鲁迅的人格魅力和独立之精神。

　　《考古的另一面》也包含了很多风情民俗的内容，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城隍庙，来缘是“都城、府城、县城，四周围起高墙，这是‘城’。城外又围以护城河，这是‘隍’，如此合称城隍。”城隍是保护城内安全的，之后人们建起的城隍庙，也是保一方平安的意思。再后来，封建统治者利用城隍庙，开展“道德治国”，在思想上统治百姓，城隍庙又多了一层道德教化的意义。

　　此外，廊桥、杨府庙、文峰塔等等诸如此类的地方文物，作者都以历史学专家的眼光加以知识性、趣味性的解读，没有考古晦涩的学术性，又有理有据，也算是一篇篇有独特个性的考古杂文，读之如品茗，不失闲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