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新

　　我年轻的时候，很崇拜写书的人。那时节出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现在倒好像出书的人日见其多，读书的人倒日见其少，记得有一位长者，曾从容对我言：“买书不如借书，写书不如读书。”大约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

　　假日逛旧书摊，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则趣闻，说，一位老同志，有淘书之癖，积了满满三书架的书，因拆迁紧迫，不得已想把书处理掉，估计新居条件不怎么样，连书房也计划不出来了，于是在一所大学校门口贴出赠书告示。原以为这等好事，不愁无人眷顾，不料只等来两位准备“考研的”。老同志让他俩多挑几本，他俩还不乐意，说“尽管白送，但多带嫌重，打车又需额外费用”等等。老同志疑惑为什么没有其他同学来，“考研的”告知，应届毕业生都忙着离校求职，他们自己还在校园跳蚤市场摆地摊拍卖旧书呢！老同志无奈，后来将书强送给一位老同事。还好，这位老同事愿意花“打的”费，算很给面子了云云。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眼下，书的价值有没有回归呢？

　　时下，作为消闲而读书的群体，大约不能不提“小资”吧。

　　对“小资”都读哪一类的书，我其实缺乏了解。曾读到韩石山先生介绍黄海波《小资女人》一书的文章，去书店买了一本，一开头便对“小资”标以“阅读”，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小资”对生活是精益求精的，读书亦然，除了能引起情感上共鸣的一类，时髦是极要紧的，这与“小资”的爱慕虚荣有关。“小资”总有不少社交活动，当有人问起可曾读过某书时，最好略知一二，以保持体面的风度，当真没有读过，也决不肯表现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而会说：“最近不曾”或者“中文本的没有读过”，这种爱面子倒与“小知识分子”们异曲同工。

　　有一回我去杭州，一位在某国营大企业供职的朋友陪我逛书店，问起我读过杜拉斯的《情人》否？我很老实地说，没有。他倒有些意外了，忙拉我去买了一本。而杜拉斯、村上春村、纳博科夫正是令“小资”们十分醉心的作家。至于卡夫卡、普鲁斯特能否真正给予“小资”们阅读上的快感，就很难说了。而刘易斯·托马斯、法布尔、霍金则颇为“小资”钟爱，凑巧我也有同好。

　　应当说：“小资”们的读书，品位还是不低的，这与追求时尚有关吧，但对读史似乎就缺少耐心了。“小资”没有书生气，也不像大知识分子那样把读书当成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梁启超称，“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然而，毕竟“小资”对读书也很在意，所以“小资”走到哪儿还是挺招人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