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流

　　据媒体报道，5月11日，嘉兴市长胡海峰带领100多名领导干部旁听了市中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民告官”案件。原告为桐乡市崇福秀琴砂石供应站，被告则是桐乡市崇福镇政府。前者因不服后者“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违法砂石料加工厂、堆场限期关停告知书》，引发行政争议，继而提起行政诉讼。

　　不可否认，在这起“民告官”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代表，桐乡市崇福镇政府负责人，首先必须亲自到庭应诉。这是因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行政案，是履行法律义务的“规定动作”。2016年5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此有了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然而，嘉兴市长胡海峰率领100多名官员，旁听这起“民告官”案件，却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自选动作”。

　　事实上，这起“民告官”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镇政府单方决定关停一家企业，引起当事企业不满，并对镇政府的行政决定产生异议。如此窘境下，企业决定起诉镇政府，将这个行政争议交给法律去裁决，显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法律裁决比行政命令更公正、更有强制性，也更有执行力。更何况，对于这起行政纠纷，即便是行政裁决有了结果，也难以保证是一个公正的标准答案。可见，民告官，官应诉，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而民告官，官旁听，则是学法、守法、用法的一种有益实践。

　　然而，行政纠纷交给法律裁决，并非意味着百分之百公正；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也并非意味着行政权力不会干预司法。可见，百名官员旁听“民告官”案件，目的是为了教育、警示和监督官员，首先应规避“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的高度重合，人、财、物高度依赖于地方，由此，法院等司法机关，被习惯看成地方政府的机构，导致审判权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因此，百名官员旁听“民告官”案件，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过去，“告赢了也执行不了”，是“民告官”又一难点所在。为破解“执行难”症结，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社会影响恶劣的，可对相关负责人予以拘留。然而，有了“拘留负责人”规定，并不代表一切办事程序都会规范，公权践踏私权的乱象就可以终结，公众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根本保障。只有将权力关进法律“笼子”，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规避以权代法、权大于法之类的行政乱作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告官”执行难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