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6月1日起，修订后的《安徽省旅游条例》将正式开始施行。根据该条例的规定，旅游组织者和个人不得在禁止通行、没有道路通行的区域开展风险性较高的活动，一旦被困要求救援，旅游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不仅需要自掏腰包承担相应费用，还有可能面临罚款。安徽省旅游局表示，并不是全部救援费用都要被救者支付，而是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6月1日《北京青年报》） 。

　　关于驴友“野游”遭遇险情以致动用公共资源救助的费用承担问题，这些年来相关的讨论一直在延续，其实责任边界的厘清并不存在复杂的争议，虽说探险精神是人类得以发展的重要禀赋之一，但“野游”式探险是基于自身的生理挑战或者健身需求的行为，有时候甚至异化为一种“逃票攻略”，并非是科考等出于公共利益的探险行为，因此其行为本身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受到公共资源的庇护。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旅游法》规定，“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因此，“有偿搜救”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存在争议点。

　　但是，“有偿搜救”在实施过程中可预测的倾向性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去年10月6日，山东籍男子石某随驴友团队从木里违规穿越至亚丁，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同伴向景区求助。然而，在了解景区有偿搜救制度相关条款后，他们并未选择有偿搜救。之后，与景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景区派出所等组成力量前往事发地搜救。但找到穿越团队时，石某已因高原反应严重，引发并发症离世。

　　因为第一时间主动关闭“有偿搜救”大门而终遭罹难，自然是一出追悔莫及的悲剧，但依据人们的生活经验，在遇到险情且无法准确估算风险程度时，不可能轻易抛下对搜救费用的敏感，一旦施救方开出的价码超出预期，甚至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时，选择铤而走险拒绝施救并非是不可能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说，新版《安徽省旅游条例》对于此类搜救行为设置了救助人承担费用的条款，但具体到费用核定、给付方式并未给出说明。常识告诉我们，野外救助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往往是巨大的，在特殊地理环境下甚至需要借助于直升机等大型设备，由此带来的搜救成本之巨可想而知，如果遭遇险情时为搜救费用讨价还价，在命和钱的博弈中纠结，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生命至上是普世价值观，“有偿搜救”应该遵从于这一原则，其目的不在于让救助者为自己的任性赔得倾家荡产，而是在于制度的警示导向。对违规“野游者”实施“有偿搜救”，首先是告诫其违规行为的警示性教育，然后才是对空耗公共资源的制度性补偿。简言之，既要让违规者付出成本，也要让搜救在无障碍中施行，这应该是“有偿搜救”的立法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