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和

　　“皋亭抗辩”的时代背景

　　历代以来，发生在中原、长江流域与西北游牧民之间的战事，后人通常称为“农耕民族”与“马背民族”之间的碰撞。

　　两宋时，中原及南方地区已进入发达的“农业时代”，而蒙古以及东北的广袤地区依旧停留在游牧社会。宋元之战也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的冲突。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游牧民族的烈马、弓箭、奔驰、冲杀，远胜于中原王朝所采用的步兵方阵与城池的“守势”作战，军事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交战中，宋军只是消极防御，千城为战，兵力分散，而元军则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宋军失去抗元有利形势，最终归于兵败如山倒。

　　“皋亭抗辩”的来龙去脉

　　宋咸淳十年（1274），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

　　七月，元左丞相伯颜挥师大举南下，势如破竹。而宋廷一直处于“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

　　伯颜兵到江南，率军攻常州，相期“会猎”于临安（今杭州）。

　　宋德祐二年（1276）初，元军成功突破宋军防线，接近临安的外围地区。

　　正月初八，宋廷右丞相刘宜中与元军伯颜签订了一份协议——“刘察院廷瑞进称臣表”，表中包括了“称臣、去尊号，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尝”等，并相约伯颜会面于长安镇“以输平”。

　　正月十八，伯颜领兵进驻皋亭。他派出使者约宋廷当政者会面，商议授降事宜。

　　正月十九，宋廷任命主战的文天祥为右丞相，都督诸路军马。正月二十，谢太后临朝，派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等4人出使元营。

　　临行时，文天祥辞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前往。在文天祥看来，元军虽兵临城下，但宋廷尚据有闽赣粤、两浙、两淮等大片国土，仍能继续与元军抗衡。

　　到了皋亭军营，初见伯颜，文天祥想劝说伯颜商议岁金纳贡，然后，全身退兵，他说：“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今北朝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舆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金帛犒师。天祥躬督所议输军前，北朝全师以还，此不战而全胜，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教社，则两淮、两浙、闽粤，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意思是，大宋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岂能与辽或金国这些游牧小国比拟？今天你元军如退兵嘉兴或平江，宋国愿成为你们的藩邦，再商议每年向北朝（元蒙）进贡金银帛缎。此举对于北朝（元蒙）来说，不战而获全胜，乃上策也。若想推翻宋国，取而代之，宋今仍踞有两淮、两浙、闽粤等大部分地方，胜负尚不得知，假若灭了宋国，各地豪杰揭竿而起，也会对蒙元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又说，我虽受命为右丞相，但不敢拜，既未了结。言下之意，他不能代替宰相出议投降之事。这就把宋太皇后命监察使奉表称臣，约伯颜与宋前丞相陈宜中会面于长安镇，签订投降的事撇清。

　　为取得宋廷不战而降，伯颜引用忽必烈诏书表示：“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其实，元军由襄樊起兵至今，凡宋军凭城抵抗者，伯颜一律屠城，无论顺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文天祥说：“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俟讲解之说达北朝，看区处如何？却续议之。”文天祥用意是，今元兵“已临京城，纾急之策，惟有款北以为后图。”

　　伯颜也知道，文天祥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未料，文天祥据理力争，说：“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

　　伯颜听了，沉不住气了，“辞渐不逊”，心想：宋军一败涂地，还敢如此放肆说话，我便杀你，又怎样呢？

　　文天祥无一丝恐惧，说道：“我乃大宋状元丞相，宋国在，有文天祥，若宋亡，我与之俱亡。今天所欠国家的只是一死以报国恩，死的威胁，非我所惧也！”

　　文天祥一腔正气，视死如归，伯颜被他的正气所压倒（“为之辞屈而不敢怒”）。

　　在伯颜看来，大宋已到亡国边缘，官僚大多疲于逃命，不是临阵遁迹，就是俯首称臣，宋廷居然会有一位丞相，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倒是有了几分敬意。在座元军将领，个个面面相觑，谓之：“真丈夫也！”

　　元《平宋录》载：“丞相（伯颜）温语慰之，遂遣吴坚、邓惟善、谢堂、贾庆余还临安。丞相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惟留文天祥于军中。”

　　文天祥坚请归国，丞相但笑而不听。“君勿怒，汝为宋室大臣，责任非轻，此来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愿为数日之留。”由此，吴坚等四人被放回去了，独有文天祥被拘留了。

　　不久，谢太后与幼帝率群臣献城投降。

　　劝降

　　文天祥被囚后，元将张宏范（1238~1280）前去劝降，表示，“大宋已亡，你为宋国尽忠也算完了。如果你改弦易辙，以对宋国的忠心来为大元做事，元廷丞相这个位置，非你莫属了。”

　　文天祥义正词严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殷之亡也，夷斋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国亡矣，即死谁复书之？商亡，夷斋不食周粟，亦尽其心耳，岂论书舆不书？”

　　张宏范见他如此忠义，甚为敬佩，关照看守，以礼相待。

　　未久，张宏范病重，还向忽必烈上奏说，文天祥忠君，应释放，不可杀，以收买人心而稳天下。

　　文天祥被沿着运河押解北上。时值深秋，国破河山在，满目萧瑟，一片凄凉，“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千古为之洒泪的诗句。

　　另一个劝降的人来了，谁？竟是9岁的大宋皇帝。

　　此时，文天祥虽身陷大牢，仍有“君臣之分”，国仇家恨，百感交集，文天祥竟然悲声号啕，长跪不起，边哭边喊：“圣驾请回！”

　　上苍把富饶文明的中华大地给了忽必烈，可偏偏文天祥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巨人，虽蜗居大牢，犹能顶天立地，令胡人深感大汉文化，虽土地沦亡，然精神不灭。

　　文天祥壮哉成仁

　　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忽必烈问群臣：“南北宰相何人为贤？”

　　众臣异口同声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忽必烈对文天祥心仪已久，表示将委以大任。

　　有人将上意转告文天祥。文曰：“诸公义同鲍叔，天祥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万年，将焉用之？”

　　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召见文天祥。文巍然站立，长揖不拜，说，“天祥为大宋状元丞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狱中，文天祥书绝笔书，曰：“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辱国，为囚掳，其当死久矣。”

　　十二月初九，忽必烈准奏：“文天祥既不愿附，不若如其请赐之死。”

　　文天祥押赴刑场，神色自若，意气扬扬，金鼓导行过市。观者如堵，悲歌慷慨，有置酒酹丞相者，有慰贺勉丞相者。

　　刑前，文向南再拜就死，时年47岁，至元十九年（1282）。

　　皋亭山，一个弘扬爱国主义的场所

　　国人自古有“天下观”，可以说，文丞相忠君爱国，所维护的大宋江山并非实指赵氏天下，而是指天下人心仪中的华夏文化。

　　唐宋时，我国的政经、文化、科技均达到了世界登峰造极的水平，尤其是唐宋所建立的文官体制、开放政策，全球无可比拟，一直到今天都被人仿效。

　　唐宋之前，华夏先人就建立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为重；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这样的普世价值，而那时，欧洲正陷于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

　　如今，皋亭山利用“皋亭抗辩”，将皋亭山做成一个弘扬爱国主义的场所，成为皋亭山开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