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成敏

　　在人体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上，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其两面性：既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旧观念，也有舍生取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善与美。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近6年，我国捐献器官和遗体的志愿者人数增长了100倍，超过了10万人。

　　理论上讲，眼角膜可分层移植，一对眼角膜可以让4至5人复明，一次全部器官的捐献，最多可以挽救12个人的生命。这是“救人一命”的大善和大美。

　　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省内早期的一些无偿器官捐献者，在献出“生命的礼物”后，其回到家乡的亲属却遭到了传统旧观念的猛烈攻击，忍受着“道德审判”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痛楚。

　　关注器官捐献时刻的伟大，是弘扬社会正能量。记录捐献身后的冷暖故事，是为了给社会以警醒，让更多善意、温暖和阳光洒向人间。

　　一

　　“怎么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把你爹的器官都给割了！”

　　冯滔为父亲守灵的第一晚，村里一个人也没来，这可能是这个贵州山村里有史以来最凄冷的一场白事。

　　就在下午带着父亲骨灰进村的时候，冯滔的伯伯还跟一位村民吵了一架，双方甚至动起了手，因为对方说了一句：“真没良心，人都死了还要把心肝挖走。”

　　冯滔的父亲名叫冯周发。这个名字在冯滔回乡不久前同时出现在浙江省的各大主流媒体上，他是“浙江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的主人公，报纸、网络、电视都是满满的一片赞誉声。

　　2010年8月，来杭州打工的贵州人冯周发遭遇车祸，深度昏迷两个月后，医生发出病危通知。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争取下，家人同意将逝者的器官无偿捐献。

　　当时，浙江省刚成为全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试点省份之一。冯周发因此成为了“首例”。

　　2010年10月11日，医院宣布冯周发医学死亡。他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从体内摘除，并很快被移植入一名肝衰竭和两名肾衰竭患者体内，救活了三条生命。

　　浙江省红十字会为此专门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台发言的时候，冯滔有点发懵，21岁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只是快速念完了事先给他准备的纸条，就匆匆下来，也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

　　这并没有影响媒体对冯家正能量行为的大力赞扬。冯周发生前打工的企业听说冯周发捐献器官的事迹后，将他认同为工伤，表示愿意提供家属补贴和丧葬费用。

　　盛赞和称颂，在冯滔回到老家后戛然而止，换成了村民的冷漠和猜忌。

　　“人死了都要死无全尸，这家人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

　　“听说是卖肝、卖肾了，卖了不少钱呢”……

　　一时间，蜚短流长，越说越离谱。有一次，冯滔走在街上，一位村民问他是哪家孩子，听了他的身份后，那人当即质问他：“怎么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把你爹的器官都给割了！”冯滔当街跟他吵了起来。

　　那段时间，受不了指责的冯家人几乎天天跟人吵架，冯滔的爷爷奶奶更是不敢出门，整天以泪洗面，连亲戚都跟他们断了来往。

　　冯姓是村里的大姓，冯周发亡故后本应入冯氏宗祠，但一位颇有威望的族人却说：“这样没心肝的人，只能做野鬼，不能葬入我们族中墓地。”冯滔只得在自家地里找了一块地方，安葬了冯周发的骨灰。

　　拿到父亲的工伤补贴后，家里人给冯滔盖了一间房子，准备给他结婚用。但每次相亲，一些流言都会传来：“他啊，不孝子，把爸爸的心肝都割了。”“他们家有钱，卖器官赚了很多呢。”很快姑娘就跟他断了联系。几次之后，冯滔也拒绝了一切说媒的人，如今28岁的他依然单身。

　　当地镇政府对冯周发无偿捐献器官的事情一无所知，一名工作人员甚至怀疑他们被骗捐了：“没有任何官方的途径告知我们。既然是当地省红十字会，为何你们回来时没有派陪同人员作村民的解释工作？没有机构跟我们对接过，（我们）怎么帮你们化解矛盾？”

　　冯滔说，记得红十字会的人说过，“将来会立一块捐献者纪念碑，冯周发会是第一个刻上名字的人”，正是因为这句话，触动他们全家人签了字。

　　但是7年过去，这块纪念碑未见踪影。

　　一次，冯滔在一个无偿器官捐献志愿者微信群里提及此事，一名自称是红会的工作人员批评他：“你不要老是提纪念碑，器官捐献是无偿的，捐献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更大！”

　　冯滔回复：“您说的都对。”随后就退群了。

　　“他说的确实没错，对于生者来说，一块纪念碑能带来什么？但这是对死者的承诺！”冯滔说，“首例无偿器官捐献”的热闹早已过去，这项义举给他们家带来的代价太沉重，纪念碑无非是生者为死者争取的最后一点尊严。

　　在办妥父亲的丧事后的不久，冯滔带着母亲、妹妹离开了贵州。

　　冯滔至今没有后悔当初做的决定，只不过在走出村庄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签完字的那天，他静静地看着昏迷的父亲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如此刻他的心情。

　　二

　　在朱强荣的帮助下，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当朱强荣到达刘丽住的村子时，已是深夜12点。

　　在一处山坡上，朱强荣拿出手机，拨通了刘丽的号码。

　　“刘丽啊，我们到了，在你们村边的一处山上，你们在哪里？”

　　“朱大哥，村里现在最亮的地方就是。”

　　朱强荣往下一看，村中果然有一处灯火，于是发动车子一路颠簸前行。

　　朱强荣是一名有着近20年工作经验的角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同时也是我省第一个角膜捐献志愿者，他的志愿者编号是“001”号。

　　角膜捐献与器官捐献不同，不会马上在医院进行手术，而是在捐献者死亡一定时间后进行摘取，因此手术有可能是在病床上、太平间或丧事期间。此次深夜进村，就是到正在办丧事的人家进行角膜摘取，而此次角膜捐献者就是刘丽的父亲。

　　车上除了朱强荣，还有两名医生、一位司机。夜已经深了，车子驶过村庄，一阵阵狗吠声响起。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汽车进不去，朱强荣便和两名医生下车步行。

　　见到刘丽的时候，灵堂里人不多，角膜摘取工作也很顺利。就在朱强荣一行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隔壁冲出了一帮人，带着一股酒气。

　　“刘丽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穿白大褂的人在这里啊？”其中一个人问刘丽。看样子，这些人应该是死者亲戚。

　　“他们是来拿爸爸捐献的角膜的，这也是爸爸的遗愿。”刘丽说。

　　朱强荣也赶紧插话：“谢谢，谢谢！阿弥陀佛，这是做功德无量的好事。”

　　“什么？人都死了，还要把眼乌子给拿走啊，刘丽，这种事情好做出来的啊！”一帮人瞬间炸开了锅。刘丽不敢出声了。

　　“这是死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的，他们还签字了。”朱强荣一边说，一边示意两名医生快走。

　　“谁晓得啊，这个字晓得是谁签的啊！”对方情绪激动，气氛更加紧张了。

　　“朱大哥，你们赶紧走。”刘丽小声地说。趁这帮亲戚把矛头指向刘丽时，朱强荣赶紧撤了出来。

　　车子开出十几分钟后，朱强荣手机响了，收到一条短信，他拿起来一看，立刻心头一凉。

　　短信是刘丽发来的：“朱大哥，如果我的死，能够唤起大家对我和爸爸的谅解，是不是也值得了？”

　　一车人惊得不敢说话。怎么办？回去肯定不行。朱强荣毕竟做了多年协调员工作，他稳住情绪，拨通了刘丽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片片闹哄哄的声音。

　　“刘丽啊，你不要吓朱大哥，朱大哥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要走，那我也活不下去了。你爸爸还在天上看着呢，别做傻事啊。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早上，相信朱大哥，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挂了电话后，朱强荣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8点多，他立即拨通了当地政府的电话，说明了事情的来由：“如果因为角膜捐献而出了人命，这将是轰动全省甚至全国的丑闻！请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后续工作，好事千万不能变坏事！”

　　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响应，通过镇村层层下派，上门调解，把矛盾压了下去。

　　只不过可怜了刘丽这个弱女子。那天晚上之后，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

　　之后的一段时间，刘丽说，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背后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所到之处总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刘丽后来连班也不敢上了，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不久后，抑郁症缠上了她。

　　刘丽的不幸，成了朱强荣心里的一个结。按照任务，协调员只要完成家属的劝捐工作，没有责任去管理后续的事。但是，朱强荣说，只要知晓人情冷暖，就无法做到弃之不理。如果刘丽真的想不开做了傻事，他决定今后再也不碰协调员这份工作。“万一她做出了傻事，我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当务之急，他要想办法帮助刘丽走出抑郁症这个“魔鬼”的控制。“刘丽，你答应朱大哥，每天晚上7点的时候，你都留出时间，朱大哥会给你打电话。”

　　因为协调员的工作需要，朱强荣接受过心理辅导员的培训，“每天固定的通话时间，会给她一个暗示：这个时间有人要跟我说话，有一个念想、像一个任务，会让她感觉还没被这个世界抛弃。”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真实故事。故事的结局最终是朝着我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在朱强荣的帮助下，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身边的人也淡忘了这件事。

　　但当我们问及此事，刘丽便沉默。“我不想成为任何场合的焦点。有人关注我的话，我会非常害怕，我就想普普通通地活下去。”刘丽说，“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看一眼移植了我爸爸眼角膜的那个人，想知道他的眼睛怎么样。但一定要偷偷的，不能让他知道。给我看照片也行。”她像一只惊弓之鸟，连做最渴望的事，都时刻准备着“逃跑”。

　　事情是否真的过去了，只有刘丽心里清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丽为化名。）

　　三

　　面对满天飞的谣言，她倔强地不去争辩。两年后，她签下了自己的一份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愿

　　在杭州近郊某村，蔡万华的热心是出了名的。

　　村里去镇上有5公里路，他每次进城，都要用自己的小货车免费捎上同路的村民，回来时再把大家带上；他会木工活，每当村民需要修个门、补个家具，他都免费上门服务；他对长辈孝顺、对妻子女儿关心爱护，做人通情达理，丈母娘直夸他“样样优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好人，2009年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并已经扩散转移。

　　蔡万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生前最后一个月，蔡万华在取得妻子朱艳及家人的同意后，做了人生的最后一件好事——无偿捐献自己的眼角膜和遗体。

　　这是当地第一例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蔡万华过世后，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位7岁男孩和一位40岁的女性，遗体捐给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作医学研究。

　　当时，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的宣传不多，在“身体发肤授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下，无偿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很多人观念上还接受不了，尤其是遗体捐献，需要进行医学解剖研究满3年后才能取回骨灰。

　　蔡万华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热议，许多网民在当地的一个网上论坛上对“到底该不该捐”进行了大讨论。

　　而在村里，一场谣言风波正在酝酿。

　　按照当地丧葬习俗，蔡家应该摆设灵堂，蔡万华的遗体要摆放三天再火化，最后亲戚朋友一起送行，热闹风光地入葬。

　　“我老公很嫌弃这样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习俗，他说不如做点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把遗体捐出去，为淋巴癌的治疗做点贡献。”朱艳说。

　　但是，在农村的小社会里，一点小事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听闻蔡万华的死讯，却不见隆重的白事，连遗体也不知所踪，这在村里可是一件轰动的“大事”。谣言开始在三五成群的村民聊天中传播：“听说是卖了，卖了20万呢。”“我怎么听人说是50万，是把器官都卖了”。

　　蔡万华老家在安徽，与朱艳结婚后就与妻子父母同住，这也成为了村民数落他们的理由：“虽说是外姓人，但为了钱也不能做出这种事。”

　　蔡万华的治疗花去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债。为了还债，朱艳把两个女儿交给父母，自己出门打工，也正好避开闲言碎语。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面对满天飞的谣言，她倔强地不去争辩。丈夫去世两年后，她给自己签下了一份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愿。

　　多年来，她打零工、做保姆，一分一分地还债，终于在今年，彻底还清了债务。

　　她至今未再嫁，去领回丈夫骨灰的那一天，她经过浙江大学医学院无偿遗体捐献者的“无语良师碑”前时，看到了丈夫的名字。“嗨，英雄。”她看着怀中的骨灰盒，在心里打了声招呼。

　　四

　　法律亟待进一步完善

　　翻阅2007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发现该条例对人体器官捐献以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流程作了规定，对医疗单位、红会等相关部门不按法定流程操作，规定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对比如器官运送的绿色通道问题，对捐献者的医疗欠费、丧葬补贴，对捐献者家属的误工补贴、困难救助，以及对捐献工作的保障和激励等，条例却并未作出规定。

　　一位角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说，实际工作中，这给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不少后遗症，“我特别期待法律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

　　据悉，为了弘扬社会正能量，在目前法律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浙江省红十字会给出了一项优抚政策：对于人体器官无偿捐献，一次性给予家属2万元慰问金，若是困难家庭，再一次性增加3万元的困难补助。但对角膜、遗体无偿捐献，目前未有任何补助。

　　此外，杭州市红十字会也将“春风”吹到角膜遗体器官无偿捐献者及其亲属身上，将其纳入“春风行动”的优惠援助对象，对角膜、遗体无偿捐献，各一次性给予家属慰问金1万元，人体器官无偿捐献一次给予2万元，困难家庭一次性给予2万元慰问金。

　　编后

　　期待故事更完美的结局

　　这些故事所带来的伤痛，是法律和制度空白的一个影射。制度的缺失，可能会让善者难续其善，还可能让善者无端背上“恶”的名声，这是善良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公平的救助、贴心的服务、对尊严的保障，这是一个有爱的社会应该给予行善者的尊重，也是社会自爱的一种表现。爱别人，其实是爱我们自己。不是吗？当至亲至爱的人在病床上苦苦等候器官移植的时候，谁不希望好人快点出现！

　　我们期待故事有更完美的结局。

　　让我们一起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