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航

　　完成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业，回杭州已近4年。其间，与恩师黄辉教授未曾谋面，虽常有微信、邮件往来，但没了当面求教的那份畅快。前年，老师说要在浙大法学院做一场讲座，让我欣喜，却因故临时取消，我们便错过了这最可能相见的一次机会。

　　这次接受香港法律教育基金会的邀请，我赴港参加系列司法交流活动，间隙，专程回母校探望老师。“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毕业3年多了。”席间，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感怀，他桃李满天下，而对于我们分别的时间却记得这样清楚。

　　平日里没见面，我净顾着为老师不断的卓越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可见面后，伤感油然而生，他的白发已依稀可见，虽不多，但毕竟才四十出头啊。这是知识分子付出辛劳的代价。

　　一直很遗憾没有跟老师合过影，这次一见到，还来不及问候，我就急着要和他拍一张合照。以壮观的书架为背景，老师坐着，我站在他背后，我们都微笑着。这张合影存在我的手机里，回宾馆后仔细抚看时，竟看到自己的第一本法学专著被老师摆放于书架上，与之相邻的都是法学大咖的著作。

　　多年前，我在读本科时，进行了系列社会调研，写成并出版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研究》一书。我给老师寄了一本，那时的我尚未成为他的学生，他也不认识我。相识后，我也一直未与他提及此书，因为这本书写于多年前，书中的研究方法非常稚嫩，若干观点也未必经得起推敲。当初将它寄给老师时，仅是因书中采用了一些实证的研究方法，便想向这位素不相识的知名学者求教——那时，老师早已是华人中将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得非常娴熟的法学学者。两年后，当我硕士快毕业时的一天深夜，在送老师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以你当时大二的年龄，能在书中用到实证研究法，并且表达恰当，已很不容易。”一晃眼，这本书已经忝列老师的书架六年有余。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s: Insider Trading Law in China是老师的代表作，也是国际上第一本对于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进行国别研究、重点关注中国问题的英文版法学著作。那次“夜聊”时，老师的赞许让我鼓起了勇气，第二天，给老师写了封毛遂自荐的邮件，提出想尝试翻译他的这部专著，并在国内出版。其实，那时我并不自信，老师曾游学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众多的优秀学生。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当晚就回信：“我同意你翻译，并希望你能选择和坚持走学术道路。”

　　为了让老师放心，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翻译了“导论”这一章，第二天一早就发给他。很快，老师又回复：“总体不错，意思准确，表达流畅，文字优美，但有一些细微之处还需修改和润色，以减少翻译痕迹。”

　　真的，我看着回信，感到老师很“放任”我。带着这份“放任”，回到杭州后，我一边工作学习，一边抽时间翻译。这次回港，我是携带着这份做了近4年的“作业”来看老师的。

　　当然，我也要检讨，翻译这本书之所以花费了4年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香港毕业后我就立马从事了律师工作。因为工作非常忙碌，我直到去年才考入浙大法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得以进一步修改译稿。虽然我在律师工作中，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但总觉得有负老师，因为他多次嘱咐我，希望我能“选择和坚持走学术道路”。实际上，为了往返于理论与实践，我走上了这段不长也不短，并自觉很有意义的法律实践道路。不知老师是否会“失望”，心里一直忐忑。

　　今年5月，我结合近几年的法律实践写的《律师应是怎样的人》一书成稿。出版前，我把书稿发给老师，请他为我写了一段推荐语。他看了后，写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需合一，‘律师应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正是如此，其求解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本书作者在内地和香港都接受过法学教育，使其‘知’的视角更为开阔；同时，作者结合自己曾经的执业经历，让其‘行’的感悟更有温度……”

　　此时，我悟到，拙著上了恩师的书架，那是恩师对我“知”的认可；恩师对我的放任，那是要让我去“行”；他更寄希望于我“知行合一”。

　　有一天，或许我也会登上讲台，被人唤作“老师”，只盼那时，自己能时常发自内心地与学生们分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需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