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程雪报道　 “我觉得自己现在更忙了。”退休后的杨慧丽担任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手语翻译志愿者，多次参与了协助司法部门处理聋人案件。

　　退休前的杨慧丽是一名手语老师，自1982年执教于杭州聋人学校，从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到孩子们最喜欢的教导主任，她用了31年。这31年，她使用特殊的语言——手语，教会孩子们自信、自爱，人们常说她“把春天带给每一个孩子”。退休后，手语又让她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杨慧丽原本学习普通教育专业，刚到杭州聋人学校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不会使用手语而导致“言语不通”，纵使有满腹“经纶”也无从表达。聋生“咿哩哇啦”手舞足蹈地说话，杨慧丽却“听”不懂半句。“站在他们面前，我成了‘聋哑人’。”那是杨慧丽最压抑难受的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的杭州聋人学校条件有限。没有人培训手语，也没人传授教学经验，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那时的杨慧丽为讲好一节课，需要做充分的“预习”——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出来，白天请教其他老师，做好手势记号，认真练习；晚上用笔谈的方式向高年级学生请教手语。经过一个月“白+黑”勤学苦练，杨慧丽终于通过“语言关”（手语）。

　　“不求人人成才，但求个个成人。”在职业生涯里，杨慧丽从没有放弃过一名学生，“让每个聋生抬起头来走路、学会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能熟练地运用手语成了杨慧丽的“特长”，因而她在2013年退休后担任了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手语翻译志愿者。在法律援助中心遇到的听障人士比学校里的聋生要复杂得多。杨慧丽就“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两名外地聋人来杭州作案盗窃，案子本已接近尾声，没想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突然全盘否定自己偷窃行为，反复声明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可案卷上，你是签了字的。”面对杨慧丽的问题，这位犯罪嫌疑人依旧表示自己没看清之前的手语老师的表达，警察也没有让他看所写的内容，就要求在指定处签字。他强调自己是“稀里糊涂”签了名，并不知道他们写了啥。

　　案子没法进行下去，杨慧丽在法院和派出所之间来来回回地协助工作。“那时候很辛苦，最忙时到下午都没吃午餐。”杨慧丽回忆道。

　　杨慧丽再来派出所时，状况依旧不乐观，犯罪嫌疑人提出很多诉求，如要求保外就医、回家探亲等。为了让他放弃种种幻想，真正地认识错误，杨慧丽耐心解释相关法律，告诉他目前法律证据“有监控作证，只有说实话，才能帮到你。”

　　杨慧丽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你还年轻，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幸福的生活偷不来，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和脑子去创造。”

　　也许杨慧丽触摸到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犯罪嫌疑人吐露心声——不想让年过八旬的奶奶知道自己犯了错。杨慧丽劝导他，“要想早日回家看望父母和奶奶，一定要老老实实，只有说真话说实话才会对自己有利。”到此，他才终于不再绕弯子，并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和自责。

　　法律无情人有情，“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聆听聋人的心声，传递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诉求。”杨慧丽表示，自己不仅仅是翻译司法人员的话，也要帮助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理懂法守法、认清罪行和后果，真正地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