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

　　春季的一个星期天，我陪儿子到所在地的中国西路军烈士陵园去了一趟，只见园内参天大树林立，苍松翠柏满园都是，纪念碑上是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的亲笔题词，儿子说这些参天大树多好啊，并问我这些树是谁种植的？我说这些树是30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和很多叔叔阿姨们栽植的，儿子认真地说，春天到了，哪天他也要来植几棵树。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正是每年的最佳植树季节，而且成活率也高。其实，植树造林在我国源远流长，从古到今，尤其是一些古代名人都很重视这一造福于民、惠荫子孙的事业，并躬亲实践，传为美谈。

　　据说项羽自幼就爱树，相传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项羽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项羽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老人觉得项羽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几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用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古代传奇小说《开河记》记述，隋文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文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栽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

　　唐代诗人白居易爱树如宝。他被贬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买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

　　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核、桃、枣；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株柿树，不种者要罚。从此，安徽等地广种柿树。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