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成敏

　　去年底，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上学的“3点半难题”，杭州市滨江区试点免费课后服务，开办起了“校内晚托班”，此举一出，引来家长的一片叫好声。今年3月，杭州余杭区也将课后托管作为民生项目，于本学期开学全面启动。

　　然而记者进一步采访发现，免费课后服务推出之后并非“皆大欢喜”，作为实施主体的学校，对这项新增的任务或存在着“不能承受之重”。

　　专家和教育人士认为，免费课后服务在政财投入、运作模式等内容上，均存在可以商榷的空间。

　　社会问题解决了，老师负担加重了

　　杭州市东冠小学是免费课后服务的试点学校之一，共有23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免费课后服务，为此，学校共开设了7个班7门兴趣课程。

　　“试点在一至三年级铺开的时候，全校音、体、美老师就已全部上阵，如果各年级覆盖的话，老师就不够用了。”东冠小学校长傅力行说，“对老师来说，增加工作负担不可避免。”

　　傅力行表示，即使原先没有免费课后服务，小学老师的加班也是常态，除了教学任务，还要批改作业、备课、参加教研活动等等。“按规定，小学教师下午4点半就可以下班，但很多老师都是7点半到校，17点半以后离校，中午不休息，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而按照滨江区教育局要求，免费课后服务以本校老师为主，校外教师为辅，本校教师仍是免费课后服务的主要负责群体。

　　按照规定，对参加免费课后服务的老师会按课时给予补贴，但采访中记者发现，补贴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一位教师直言：“愿意主动参加课后免费服务的老师，并不是冲着补贴去的，只是希望对家长和学生负责，更多的老师宁可不要补贴，不去参与，因为实在太忙了。”

　　滨江区教育局副局长来江飞坦言：“加重教师的负担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尽可能缓解这个难题，我们也在探索中。”

　　学校“六小时”之外的管理压力

　　在原国家教委的《小学管理规程》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中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个小时。

　　严格来说，“3点半难题”是义务教育之外的社会问题，放学后小学生的安全问题由学校继续“接盘”，无疑给学校管理增添压力。

　　“每天我7点半到校，打开校门每迎接进一位学生，就是一份责任。”杭州某小学校长说：“自私点说，我们都巴不得学生早点离校，只要在学校，哪怕是学生自己摔了一跤，家长也会说你学校老师没管好，学生在与不在，工作压力完全不一样。”

　　傅力行也有同样的感受：“一放寒暑假，整个人就松了一口气，虽然依旧天天上班，但心情完全不一样。”

　　此外，免费课后服务不仅是兴趣辅导，还延伸出安全托管的责任，负责教师不仅需要教学，还要全权负责学生的到课检查、全程看护，最终保证每一位学生都安全离校才算完成职责。

　　“学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免费课后服务教师付出的辛苦与承受的压力，与其得到的并不匹配。”一位教师说。

　　“免费课后服务”需财政大力投入，全面推广可能性低

　　虽然教师表示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但滨江区对免费课后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不小，其中主要用于教师补贴。

　　来江飞表示，要做好这项民生工程，雄厚的财政支撑是关键。“其他区能否试行，还是要看当地的财政投入，教师补贴分摊下去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投入。”

　　记者试着算了一笔账，以西湖区50所小学为例，每所学校至少派出6名（1个年级1名）教师负责免费课后服务，这样总数就是300名，若每人补贴100元，一学期则需要300万元的投入，那么政府每年需要投入600万元才能保证政策正常实施，这仅是最低估算。

　　其实早在今年初，南京市所有公办、民办小学都开始实行“弹性离校”制度，冬季放学托管至17点，非冬季放学至18点。随后，有超过5万名学生参加“弹性离校”。但是，南京“弹性离校”多为学校自管自办，面临不小的人力及经费压力，实行至今，效果并不理想。当地一所小学在“弹性离校”实行之初，共有1600余名学生参加，但现在仅剩30名左右。

　　“经费跟不上，只好缩减课程，最后变成简单地看孩子做作业。家长一看，那我还不如送到校外兴趣班去上课。”该校的一名教师说道。

　　浙江工商大学政府成本与绩效评价研究中心教授何翔舟表示，免费课后服务的政财支出属于政府的会计成本，但更多的是机会成本。

　　“政府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用最少的钱办最有效的事。它所投入的公共产品，越多群体享受到成本就越低。‘3点半难题’确实是民生问题，但放在全社会所有家庭的维度下，接送难家庭所占比例并不高，政府拿出1000万元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会造成高成本低回报。”

　　在何翔舟看来，“3点半难题”属于社会问题，应该由政府主导解决，但政府要做“搭台者”，而不是“拿钱找人办事”。“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可以推行这一举措，那么其他地方呢？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滨江模式在滨江是好事，但是放到整个大社会下，就不一定了。”

　　教育专家：“3点半难题”需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合力解决

　　“3点半难题”的出路在哪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表示，这个事情要做好，单靠政府不够，单靠学校也不够，而是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共建新模式。

　　“现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较单一，就是出钱让老师干活，但老师本身工作负担很重，而有一部分人愿意干这个事情，那就是社会托管机构。”

　　但在目前，政策上对于校外机构进驻小学还无任何空间。“家长无奈之下只能送孩子去校外的托管机构，在需求刺激下大量冒出的托管机构，质量又参差不齐、隐患重重。”

　　这位教育专家说，“与其这样不如放开，正规地去对接，比如公开招标、审核，学校和政府共同建立完善的监管和退出机制，多方合力解决这个难题。”

　　教育专家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政府要做的不是掏钱，而是给政策，允许学校开放场地给校外机构进驻，费用由享受服务的家长来买单，无需场地成本、公开招标自然也会让社会机构的收费标准降到家长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相关规章制度形成后，学校可完全脱身于“六小时”之外。

　　“社会机构的灵活度更高，可随着学生报名人数的增减随时调整教学老师的数量，同时无需承担高昂的场地租赁费用，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平也持同样的观点，要让“晚托班”不成为负担，盘活闲置资源很重要。“如果是纯公办，你要叫教师到十七八点钟才下班，对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劳动付出的回报，是有问题的。我建议采用公私合作方式，既解决了场地的问题，又解决了师资劳动力问题。”

　　实际上，在免费课后服务推行之后，杭州不少小学已采用这种模式，颇受家长欢迎。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小学放学时间更早，放学后就由社会机构对接，同时社区承担一部分。

　　教育专家表示，多方合力解决“3点半难题”，还需要完善的政策法规，比如给每个参加托管机构托管的孩子买保险、上岗人员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允许学校开放场地，同时引导和培育优秀的社会机构，学校做好人员对接和监管，有条件的话让社区也共同参与进来，如果仅有学校“独挑大梁”，能推多久就要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