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程雪

　　有一段岁月，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集体回忆；有一种毅力，是为梦想披荆斩棘的坚持；有一场考试，开启了梦想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那一刻，知识被重新赋予足够的尊严和价值，整个中华大地再度焕发智慧的光芒。

　　这年冬天，全国570万多人踏进高考考场，他们有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更多的是工人、农民、知青……高考中断11年，积累了太多人太久的渴望，压抑了太多人太久的梦想，是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这些在茫然和未知中等待的年轻人命运的转机。

　　傅吉青就是其中之一，她在首届高考中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注：四校合并后改称为浙江大学）。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她是时代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高考是我的独家记忆，父亲帮我整理复习答案至深夜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递到千家万户，像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上，温暖而耀眼。

　　彼时，傅吉青已经高中毕业，凭借着学生时代优异的成绩，被衢化职工子弟小学请去做代课老师。秋日里的一天，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傅吉青不由地为之一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心灵深处仿佛有股力量逐渐地“苏醒”。她当即做下一个决定——辞职。

　　当时傅吉青已入职近两个月，也有固定工资，“但参加高考是我的追求，也是抓住梦想的唯一机会，做出辞职这个决定我没有半分犹豫。”16岁的傅吉青不知道未来的路通向何处，但她坚信那是一个美好的明天。

　　傅吉青回家把高中课本翻出来复习，积极参加母校开办的复习班。

　　“前后一共10届毕业生一起复习，我们成百上千的人挤在大礼堂里听课。”当时离正式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师辅导只能画画重点，无法系统复习。大家更多地只能靠自学查漏补缺。

　　“在这段紧迫的复习时间里，还发生一段小插曲呢。”喜欢探索化学物质神奇变化的傅吉青最初不假思索地报考理科，认真复习两周后，邻居提醒她，学化学需要做精细的实验才能出成果，你高度近视恐怕会影响未来的工作。

　　“我当时已经近视450度，确实不适合学化学，但高考在即，还来得及更改方向么？”傅吉青找父亲商量，“父亲支持我改文科，他说，历史、地理复习题他来帮我做答案，我直接背好去考！”

　　“我相信父亲，他是个‘历史达人’，平时枕边就放着《中国通史》。”有父亲做后盾，傅吉青信心大增，临时改报文科。

　　在复习迎考期间，傅吉青父亲每天晚饭后便坐在写字台前查阅书籍，帮她整理复习题答案，常常伏案至深夜，整理出来的复习题和答案装订成册，有厚厚的一本。可怜天下父母心，她的高考也成了父母的高考。

　　录取率只有4.7%，但梦想还是破土而出了

　　虽然复习中有父亲的鼎力相助，可由于当时学习资源十分匮乏，傅吉青在语文复习中，只能不断地翻看、背记《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用最笨拙最勤奋的方式向着梦想冲刺。

　　“在考语文、政治、历史时，我都碰到了复习过的题目，觉得自己运气真好。”傅吉青告诉记者，1977年冬季高考分为初试、复试，均为笔试，难度不小，虽然有“押对题”的运气，但也有很多题目没复习到，“比如历史考试，一道关于慕尼黑会议的大题，我就没答上来。”

　　1977年的冬季高考，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最后的“幸运儿”却只有27万，录取率只有4.7%。高考结束后，傅吉青感觉自己考得不理想，对考上大学几乎没抱希望。

　　高考发榜是在一个星期天，榜单张贴在衢县县城，离傅吉青所在的衢化有20分钟的车程。

　　“当天，同学们一大早就坐车去看榜，我没有信心，更怕榜上无名的结果，索性没有进城。”但父亲对她有很大的信心，坚持要去看看，“我拦住父亲不让他去。”就在傅吉青和父亲“僵持不下”的时候，邻居回来报喜说傅吉青榜上有名。

　　“父亲赶紧坐车进城看榜确认，全家都非常高兴。”傅吉青填好志愿后不久，就收到了杭州大学政治系的录取通知书。大学二年级时，政治系分为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她自愿报名到了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自此，年轻的傅吉青翻开了人生中崭新的一页。

　　那些泛黄的照片，是回忆里的“珍珠”

　　“我觉得自己考上大学，就是大人了，坚持不让父亲送我去学校。”1978年，17岁的傅吉青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结伴来到杭州。

　　“临行前，父亲把戴了几十年的苏联手表从手腕上拿下来，亲手给我戴上。”傅吉青戴着这份“沉甸甸”的祝福，提着家里最新的牛皮箱，踏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

　　“看，这就是大学时期的我。”傅吉青翻开相册，照片上的女孩面容清秀，笑容甜美，戴着一副粗框眼镜，略显文静羞涩，身后的校园大门上“杭州大学”四个字格外醒目。

　　“还有这些是我和同学们的合影。”随着傅吉青翻动相册，一桢桢老照片映入眼帘。那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她在最美的芳华里留下的纪念，是她回忆里的“珍珠”。

　　“大学的学习生涯，我过得很辛苦，也很充实。”四年大学生活，不仅成就了傅吉青的未来，更是她人生中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是班里最小的，最大的同学比我大15岁。有的人已经工作多年，他们对经济学的掌握比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深刻得多。”傅吉青感觉学习压力很大，异常刻苦，“有时候，我会去和年长的同学一起学习，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那一段大学时光，辛苦却很纯粹，傅吉青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浑身的使命感。

　　作为高级统计师，她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权威的全程见证者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而恢复高考正是那个年代里程碑式的改革事件之一。傅吉青是这场发端于1978年的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的全程亲历者，更是最权威的见证者。

　　大学毕业后，傅吉青进入浙江省统计局工作，逐渐成为一名高级统计师。“我的同学们也都已经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或教育家。我们取得成就后，坚持用知识和智慧反哺社会。”傅吉青说，他们通过高考绽放荣光与梦想，也获得了更好的人生际遇，他们从心底里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

　　作为一名统计师，傅吉青更感慨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业36年以来，傅吉青一直从事对浙江省经济运行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的工作，的确，她比谁都更清楚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单究竟如何。

　　“1978年，浙江人均GDP为331元，2017年达到92057元，增长了278倍，浙江人均GDP在全国的位次由第16位上升到第5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32元增加到2017年的51261元，增长了154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元增加到24956元，增长了151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居全国第三（农村居第二）、省区第一……”看到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傅吉青在辛苦工作之余感觉到的特别的一份甘甜，那一串串炙热而鲜活的数据，犹如一幅幅美丽画卷，展示了浙江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