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郑洁

　　52岁的农民赵丽没想到的是，法律许可之外的仿制药物，救了她一命。

　　过去20年中，那些存活在她体内的丙型肝炎病毒（下称“HCV”），悄无声息地变异、繁衍，试图侵入到她25亿个肝细胞中去，毁灭掉她的身体。

　　在中国，有将近1000万的人群正经历类似的遭遇。15%～30%的人敌不过这些病毒，开始面部器官浮肿、腹围增加、下肢浮肿等，发展成肝硬化，最后因肝腹水、肝癌等痛苦地死去。

　　而如果有其他病毒一起加入战斗，死神则会逼近得更快，比如同样也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病毒（HIV），直接入侵免疫系统。

　　上世纪90年代，河南信阳的赵丽及其家人因卖血感染了HIV，常年干重活的丈夫很快因此丧命。

　　赵丽在2004年被查出还感染了HCV。她起初无心顾及这种病毒。HCV在潜伏初期并无明显症状，赵丽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对抗艾滋病这种对她来说更致命的疾病上面。后来，国家免费发放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赵丽体内的HIV病毒被控制住了。

　　然而，让赵丽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日子里，HCV走在HIV前面，夺走了她家人的性命。

　　她的父亲病情加重，转化为肝硬化，无药可治而去世；村庄里相继有村民由HCV转化为肝癌等很快离世。

　　更为棘手的是，丙肝基因型有7种，在此基础上还分很多种亚型，且病毒变异很快，目前无有效疫苗可以预防。

　　“从来没有想到丙肝如此可怕。”今年5月她又去查了一次病毒载量，每毫升血液里病毒的数量已经超过安全范围的最高值几十倍，这警示她有很大几率恶化成肝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幸运的是，在这座河南南部的地级市里，一粒粒“非法”的蓝色药片，正在挽救她，以及她身边那些买不起高价丙肝药的人。

　　医生给开的药“假不了”

　　赵丽手里的“非法”仿制药，是河南信阳一家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开给她的。

　　几年前，赵丽再婚，从村里搬进市里，家靠近医院。有邻居建议她去附近医院感染科看看，“有国外的仿制药卖”，“有不少人都给治好了”。

　　今年5月份，赵丽决定去医院试试。

　　因为赵丽体内HCV的病毒载量超过标准值几十倍，医生建议她进行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治疗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注射干扰素和服用利巴韦林，“打一年，隔一天打一次，花费1万多元”。另一种方法是“吃印度药，口服的，三个月就能好，也是花1万多元”。

　　赵丽疑惑，“印度的药能吃吗？”

　　医生笑了，“我们都治疗病人三四年了，为啥不能吃？”指着那瓶药说，“这药可以完全治愈。”

　　赵丽活了大半辈子，只信医生。药瓶上的英文单词她一个也不认识，她也判断不出这个药来自哪个国家。但她确信一点，医生给她开的药“假不了”。

　　医生反复告诉她，这和美国生产的药相比并不算贵。“你有50万元以上吗？美国的原研药一个疗程三个月50万元以上，还需要到中国香港、美国去买，印度仿制药1万元就够了。”

　　虽然感觉贵了点，但她咬咬牙，想买来试试看。

　　药并不从医院的药房拿，而要在医生办公室拿。医生叮嘱她，“只收现金”。她到医生的办公室，交了3500元的现金，先拿了一瓶“回来试试”。

　　“吃20天再来复查”，按照医生的说法，第一次复查就能看出效果，病毒数量立马下降。

　　效果立竿见影。赵丽在第一次复查时，已检测不出病毒数量。

　　笔者见到赵丽的时候，她已经吃了快20天，气色很好，脸颊红扑扑的，“大概是吃了药的缘故”，她笑道。

　　“通过肉眼，很难识别真药假药”

　　赵丽们不是不知道，医生私下卖药未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进口仿制药，是违法行为。

　　曾被癌症患者们视为英雄的陆勇，几年前因为去印度为病友代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仿制药被以“销售假药罪”起诉。根据2001年12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专家提及此事，认为所谓代购“假药”，实际上是在印度经过批准的合法“真药”。事实上，美国市场上的仿制药品近40%来自印度。

　　2013年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公司生产的索非布韦在美国上市后，没过多久，吉利德公司就宣布以原价1%的价格在印度销售索非布韦，并与迈兰（Mylan）、兰伯西（Ranbaxy）等11家印度仿制药企达成专利转让合作，进一步降低索非布韦在印度的售价。

　　因为仿制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质量以及适应症上与原研药几乎完全相同，这几年全国各地不断被曝出有患者家属组团去印度代购仿制药，其价格成本大大降低，约为1万元。

　　但对于不识字的赵丽们来说，自己出国买药或者上网找人代购并不现实，医生是他们唯一可信的获得药物的“非法”渠道。患者张云（化名）则反复试探笔者来意，“可别把医生卖了，我们不做这种事。”

　　事实上，通过当地医生以及中介之手里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的仿制药，患者并不清楚来源渠道如何。

　　“目前并不清楚这些仿制药中哪些是真药，哪些是假药”，医生张晶说，这些年，不断有患者和患者家属出国购买或代购丙肝仿制药后前来咨询她是否是真药。“通过肉眼，一般人很难识别。”

　　“有些药可能是国内有些地下工厂自己仿制的，成本相当低。”张晶说。

　　负面效应已经显现，有患者已经开始出现病情反弹的现象。就在前不久，信阳患者张云发现她体内的病毒数量又超标了，她刚吃药（吉三代）不到一年，拿药时医生曾和她保证，“不会反弹”。再问医生病毒数量超标原因，医生回复：“这和个人体质有关。”

　　即使排除假药嫌疑，一旦医生卖出的仿制药治疗方案不得当，患者极有可能出现耐药情况，再次发作。“此后的治疗只会更加麻烦。”一位专家说。

　　“我们自己的创新还是不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坦承，患者对于进口新药的依赖，很大程度是因为国产创新药的缺乏。

　　“我们自己的创新还是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新药研究和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凯先感慨。

　　陈凯先解释，以药物的研发过程为例，第一创新环节是找到有效靶点。当靶点发现后，再围绕靶点筛选出大量化合物，从中找到最佳候选药物，此药物要经过在动物实验和细胞模型上的反复研究，等研究完成后，才能向国家申请临床试验。

　　这在陈凯先看来，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对整个国家的药物创新体系有很高的要求。”

　　国内新药研发需要时间，这种情况下，降低进口药品价格几乎是地方政府能想到的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

　　“进口药物的价格国家是没有权利干涉的，但是可以谈判”，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明解释，纳入医保就是谈判的砝码，相当于医保作为一个团购来跟药企谈判，会有适度降价，比如最后纳入医保的大部分药物，“70%左右的药价由国家支付”。

　　虽然进口丙肝药还没有列入全国医保目录，但在一些地区，吉利德公司的吉一代开始了与当地医保挂钩的步伐，由当地人社部门买单。

　　在安徽、浙江，“吉一代”均已通过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了医保。而在丙肝治疗负担较重的西北、河南、广东等地区，政策面仍未有新进展。

　　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国产第一款丙肝新药被批准上市，打破国产创新药的空白，跻身丙肝新药市场。其价格还未正式公布，但由于其生产均在国内，成本控制方面具有优势，预计可以成为性价比更高的治愈性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