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新观照
——读吕洪年的《万物之灵》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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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江良
在我一贯的印象中,大凡学术著作,犹如旧时的教书先生,总是板着一张冷脸,正襟危坐在那里,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感觉让人难以接近,更毋说去亲近了。所以,在收到吕洪年先生的《万物之灵》之前,我暗忖它应该就是那一类的作品。然而,在认真拜读之后,我颇感意外地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吕老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固然有它的“正经相”,比如:第一章“绪论”和第二十二章“结论”,那绝对是两篇深奥的学术论文。但其余的二十章,也就是正文部分,显然换了一副“新面庞”,变得生动活泼。
中国有句俗语,叫“文如其人”。《万物之灵》这两种风格的有机融合,应该说比较契合吕老先生的个性。我跟吕老先生相识十年,从刚开始的点头之交,到最近一年的密集交往,他留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也是“正经”与“活泼”的互融。我每次遇见他,他总穿着红夹克、戴着墨镜,中气十足,看不出已逾耄耋之年。坐在台上,他挺直腰板,不苟言笑,不左顾右盼,轮到他发言,声音响亮,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到了台下,他跟你谈笑风生,聊嗨了,就兴高采烈,宛如一个老顽童。这正如他这部著作中“绪论”“结论”与“正文”之间的风格差异。
综观《万物之灵》,我们不难发现,其借鉴《山海经》的纲目编撰体例,将书中提到的“神物崇拜”按类别划分为“自然”“动物”“植物”“图腾”“器物”“躯体”“生殖”等9大门类,细分为涉及“天地”“日月”“野兽”“鳞介”“服器”“纹样”等22部类,考辨出处、解读变迁历史,并分析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和观念产生的影响。这是吕老先生长期在大学从事写作学讲授、辅导、批评和讲评的同时,耗费40年漫长光阴,呈现给读者的一部集“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于一体的最新研究成果著作。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部著作中,吕老先生将“文献”“考古”和“口碑”三者结合,互相穿插,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学术著作迥然不同、颇具特色的研究风格。提起“口碑”,就是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按一般学者看来,难登大雅之堂。但吕老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实际上,文献也好考古资料也好,离开了老百姓的口耳相传,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不过是书本到书本。”也正因为他把“口碑”引入了与“考古”“文献”并列研究的范围,等于将“民间文学”带入了“象牙塔”,同时也把“学术研究”带出了“象牙塔”,使得这部著作既高大上又接地气。
当然,吕老先生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应该不仅于此。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在浙江省高校率先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1982年正式出版教材《民间文学论文集》、被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誉为“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的他,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详解108种神物崇拜、剖析神灵崇拜文化的根源和原始信仰的来历,来宣扬人类的早期文明,破除各种迷信,启迪读者珍惜历史。而从更高的层面上而言,他还想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进行一次新的观照和理解,以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铸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