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钟

　　在华夏古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可想而知，那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就非常重视环境，并采取种种措施，这对繁衍华夏民族起着重要的作用。

　　先秦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颇详。先秦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乱伐。林衡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林麓，执行禁令，调拨守护林麓人员，按察他们守护林麓的功绩，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相类似，川衡与林衡相类似，只不过一管山林草木，一管川泽鱼鳖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 这是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天财”者，自然资源也。也就是说，只有保护好山林川泽中的自然资源，人们吃的用的东西才不会缺乏。由此可见，保护环境是为了防止物质资源的匮乏。《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这里的保护是为了防止老百姓放松粮食生产。总之，管仲的保护是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的，那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宋代，某些皇帝比较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下诏颇多。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捉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注意到生态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二月下禁捕山鹧诏，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至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不仅如此，宋代非常重视垃圾的处理，在《农书》中记道：“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箕扬之糠秕、断藁、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下觉甚多，凡欲插种，筛去瓦石，取其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长，又撒以雍土”。这种处理垃圾污物，用作肥料，变有害为有益，是符合科学处理垃圾、污物的好办法。

　　南宋对城市卫生管理已制定了一套办法。当时京城临安（今杭州市），每日有扫盘垃圾的专门人员，在《梦粱录》中记道，“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沟人沿门通沟渠道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间处”。因而使临安变成当时一座繁荣、整洁的美丽城市。

　　南宋当局十分重视保护西湖景区。乾道年间，周安抚奏禀皇上降旨，“禁止官民抛弃粪土，栽植荷菱等物于内（指湖内），违者严惩”，以保护西湖水质不受污染。为了美化西湖景色，禁止在湖边乱建房屋，污染环境。当时有御史劾奏内臣刘敏贤、刘公正霸占水池，盖造屋宇，濯污洗马，无所不施，灌注湖水……以一城黎元之生，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病之大灾，这一奏折被皇帝所重视，两内臣因此被罢职。

　　汉代发明了与现代洒水车颇为相似的“渴乌”，用于洒水，以防灰尘飞扬，污染环境。公元初年，汉代已制作和使用“唾壶”，收集痰涎等分泌物。唾壶相当于现时的痰盂，式样虽有改变，但用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