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甭

　　童年有许多珍贵的记忆，让我最怀念的还是儿时的年夜饭。

　　爷爷去世早，但奶奶在，家就在。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时，父亲兄弟4个已分了家，但碰到什么重大活动，一大家子人就又会聚在一起。

　　我们那时的年夜饭，是4个家庭轮流着吃的，一般廿七八夜就开始了。

　　说是一起吃年夜饭，有时是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吃，父母辈和成年的堂兄们一般都推说有事来不了，然后关上门躲在自己家里，像平常一样吃点家常便饭。

　　奶奶是每家必须到的，早早地由孙子孙女搀扶着请到家里。过年，其实是老人和小孩最想过的。

　　在那个物产极其贫乏的年代里，山里人平时几乎是见不到荤腥的，一二十个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吃上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年夜饭是一年中人们唯一解馋的机会。

　　所有菜肴几乎都是自家生产的。丰盛一点的，有鸡鸭鱼肉；简单一点的，也有几样荤菜。家禽是自家养的，如果有鱼那是集体的鱼塘里抓来分的，蔬菜全是自家地里种的。

　　那时的“粗菜淡饭”，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吃不到的“绝品”。人就是怪，吃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吃的。

　　父母嘱咐过，即便是过年，有些荤菜也是不能动筷子的。正月里来客人要搭碗头，摆出来是装装样子的，一直要等过了正月十五才可以吃。只是到了那时，菜也差不多馊得不能吃了。不过，小孩子有时也不管这些，照样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白米饭是可以吃饱的，这已是件很幸福的事。

　　小时候，总觉得番薯、萝卜是猪才吃的，可山里人也常常把番薯、萝卜当饭吃。我吃怕了，现在总是吃不出个味道来，大约生得个山里人的命，终成不了现在的城里人。

　　年夜饭是可以吃剩的，讨个彩头，叫年年有余，大人们是绝不会责怪的。不过大人们会背着我们，把吃剩的饭一点点小心地收集起来，悄悄吃掉。如果在平时，你掉在桌子上一粒米饭不捡起来吃掉，父母一定会斥骂你要遭天雷打的。

　　大年三十的时候，小孩子是可以放肆一点的，做错事说错话，大人一般会装作没看见或没听见。但这种幸福时光，一般只延续到正月初一，过了初一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小时候觉得三十夜和正月初一这两天，父母最慈祥，尽管我的父母平日里就是慈祥的父母。

　　压岁钱那时是没有的，因为父母发不起。奶奶和父母偶尔会分发一点积攒了大半年的水果糖、桂花球、京枣卵子等当时很稀罕的食品。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食品保质期，照样吃得又香又甜。

　　记得有一次吃完年夜饭，奶奶变戏法一样拿出几根香蕉来，说是上海的姑姑托人带来的，不多，每人只能咬一口。这一口，对每个人来说可是艰难的选择，咬多了不好，咬少了不甘。还有，你咬香蕉的时候，十多双眼睛在紧盯着你。第一次吃到香蕉，我们都觉得这是天底下最香甜的水果了。

　　吃年夜饭时，满桌子炒得喷喷香的番薯干、黄豆、六谷胖（爆米花）等土货被冷落了，我们甚至都没有拿正眼去看，因为肚子实在吃得太饱了。

　　年夜饭吃了以后，小朋友们一般会缠着大人讲笑话，一个接着一个；几个年长一点或胆子大一点的堂兄堂姐们，也会唱上几曲样板戏或革命歌曲。虽然唱得五音不全，但相当喜庆欢乐，应该算是最原始、最简朴的家庭春晚了。

　　长大了我才知道，为这一顿年夜饭，一家人要整整节约好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