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据媒体报道，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提交了《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个话题讨论热烈，一度冲到热搜榜第一的位置上，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网友表示反对。“这是要被提前催婚的节奏吗？”

　　为何提出降低法定婚龄，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在建议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生育意愿发生重大转变。因此，现行最低婚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人口发展形势、生育政策等不相适应。这份建议的愿景是通过结婚年龄限制线的调整，发挥其法律的杠杆作用，匹配人口发展形势。

　　对于这份建议的解读，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一条法定婚龄线？这一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高度的共识：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当事人，心理和身体上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够承担起婚姻的责任和后果。因此，设立法定婚龄的立法初衷，强调的是婚姻的道德观，彰显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除此之外并没有附带承载别的目标。

　　当然，如果通过法定婚龄的调整，能够优化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程度，自然是我们乐见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愿景与现实恐怕很难发生共振。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远远高于法定婚龄。拿杭州来说，初婚平均年龄男性为27.99岁，女性为26.11岁。这一统计数据说明，踩着现行法定婚龄线结婚的只是极少数，那么有降低法定婚龄诉求的，必然是更为小众的一个群体。

　　晚婚已然成为一种潮流。这中间，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考量。从客观的层面看，结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房产等资产的积累需要时间；从主观的层面看，是出于人们对婚姻观的自我认识和修正。虽然时不时也冒出几条闪婚的新闻，但主流的认知却日益牢固，寻找合适的终生伴侣，是需要审慎的。

　　当然，降低法定婚龄，是一种赋权，调整的只是一条底线，在这条底线上选择结婚年龄，每个人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既然降低法定婚龄，无法改变晚婚的现实，至于调整人口结构的愿景恐怕也是一厢情愿，那么是否有必要为小众群体的诉求开这个口子呢？从立法精神的层面看，降低法定婚龄倡导的是什么，鼓励的是什么？现在看来，答案似乎还不是那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