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光潜

　　即将告别悠闲自在的小暑时节，养精蓄锐的乡民突然迎来了最忙碌的一天——六月六，而且都是围绕着一个“晒”字忙得团团转，譬如晾晒富余的蔬菜与山货——干菜薹，霉干菜、干笋子，干蘑菇等。

　　穿梭在六月六的村庄，陡然有了某种节日的氛围——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节日，麒麟畈人叫晒霉节。晒霉却未必闻到霉味儿，实乃一种约定俗成的盛事。

　　在红红绿绿的风景当中，也有特别显眼的，或与众不同的，那便是晒书。

　　一个村庄里，看到晒书的人，他便是这个村庄的灵魂，这个村庄也因此沾上了文气，或叫文化。文化是由文化人渲染的，更是文化人传播的。渲染也好，传播也罢，未必是奔走相告，而是潜移默化。

　　譬如沙滩村有一位老秀才，他几乎足不出户，却能知晓天下大事，还能预测将来。有一年六月六，我路过他家门口，清癯的老秀才窝在一张破旧的藤椅里，捧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之乎者也，念念叨叨。他的身边晒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书籍，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稀奇在于这些书籍不常见，一年只拿出来晒一次。古怪的是那些书名，譬如《通灵录》之类。老秀才每隔一段时间便起身，拿起斜靠在藤椅上的一根有些年头的竹竿，慢腾腾地行走在书籍当中，一边用竹竿轻轻掀动暴晒有声的书页，一边趁机读出里面的某段或某句话，似懂非懂，沉浸其中，似为然，却不以为然。路过的人出于礼貌或客气，少不了打个招呼：“老先生，晒书啊？”老秀才双腿杵在那儿，仿佛跟地面较着暗劲儿，慢慢地歪过脑袋来——我真担心，那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会掉下来！他怪声怪气、一字一顿地说：“我、在、曝、书！”后来，我才知道曝书就是晒书，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一曝十寒”含义。

　　老秀才似乎离群索居，却又活在乡民的心目中。大凡村子里的红白喜事，或遇上官司、诉讼什么的，都少不了请老秀才出面的。老秀才表面上古怪，其实不然，有请必应。据说老秀才作古后，许多乡民自发地前往墓地送行，仿佛送走了一个时代。

　　我起初装模作样地曝书是受了他人的影响。一是本村的土郎中袁开成，他每年在他老婆晒的红红绿绿当中，摆上几本破药典，风一吹，页面上就现出几株草本画来。二是我小时候在九华山下的一个旧寺里，看到一位身着破袈裟的僧人，一本正经地曝经书——它们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越靠近它们，越神秘，记得上面全是一些我不认识的繁体字，即便猜对几个，也是读不懂的。回家后，我也找出简易书架上的几本书，除了一直珍藏的《封神榜》以外，还有父亲生前留下的样榜戏，譬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剩下的只是一些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连环画儿。它们是我小时候的全部的精神食粮，每个汉字都是零食，包括它们的偏旁部首。

　　曝书的习惯一旦养成，自然有了一种魔力。书越买越多，每逢六月六，我便鬼使神差地将所有书籍搬到朝阳的地方暴晒一整天。奇怪的是，每年的六月六都是晴天，好像从来没有下过雨似的。我将所有书籍从房前搬到屋后的空场，左侧是农家菜园，阳光充沛，毫无遮挡。我搬来所拥有的桌椅板凳，书籍一本本地摆好。然后再取来一把小竹椅，我落座于芭蕉丛的阴凉里，要么闭目养神，倾听书籍在阳光下的喁喁私语，要么也像老秀才一样，捧着一本书，似读非读，主要是满足那种曝书的氛围。如果不是星期天的话，定然有一些学生前来围观或张望，啧啧不已。乡村的孩子纯朴，懂事儿，他们一般不会提出非分要求，譬如借书。但有一次例外，有一个初三毕业班的女生——我教她化学，她的化学成绩也挺好——她看到一本杨雪的诗集，随手翻阅，然后问我能不能借她读几天。按理说，我应该断然拒绝的，因为离中考只有十多天时间了。当时，我似乎没有犹豫地应允了。她欣喜若狂，羞羞答答离去。这本诗集，她至今没有还给我。或许她真的忘记了。但愿这本书还在。

　　进城以后，住平房的那些年，我依旧坚持曝书，如法炮制，乐在其中。时常听到驻足观望的人说，难怪包老师穿着那么朴素，原来钱都买书了。我因此得到某种满足。

　　后来我搬进了单元房，住于高层，房子坐北朝南，冬阳入户，炎夏室内反而没阳光了。如果曝书的话，就得把所有书籍搬到楼下，还要选择好的地方，说不定就干扰了别人的生活。问题在于，这些年来拥有的书籍也实在太多，楼上楼下的来回搬运确乎不便——兴师动众，不如罢了。真的对不起啊，我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