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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版:一版要闻

高大栋的故事

高大栋的八枚军功章。
抗美援朝回国后的高大栋。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胜利后,高大栋(后排左一)和战友们在阵地前合影。

  ■董建国

  他参加过邯郸战役、陇海战役、中原突围、抢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等大小战斗100多次;荣立过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转业后,他把军功章收藏好,从不炫耀,不改革命本色,甘愿“官”越做越小……

  高大栋是我的老厂长、老领导,也是我的岳父。他离开我们整整7年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种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向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无名老英雄张富清学习”的号召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岳父身上的那种精神,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精神。他就是我身边的“张富清”。

  参加过大小100多次战斗,荣获过8枚军功章

  上世纪的60—80年代,在湖州老南浔镇上工作或生活的南浔人基本上都认识“老干部”高大栋——他是个很平凡的普通人,但又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高大栋出生在安徽省颖上县一户贫苦农家,他从小就给地主家放牛,受尽穷苦。1945年7月,他参加了革命,在河北省邯郸县参加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名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3纵队7旅19团3营机枪连当兵。在党的不断教育、培养下,他于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战士、班长到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在战火和硝烟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他跟随“刘邓大军”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参加了著名的邯郸战役、陇海战役、中原突围、抢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巨野战役、鲁西南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和西南剿匪。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他就参加了两个。新中国成立后,当美帝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他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3月,他从西南剿匪前线率部赴朝参战,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阻击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等艰苦的战斗。

  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大栋前后参加过大小战斗100多次,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地冲杀在战斗最前线,奋勇杀敌,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带领战士们打胜仗,出色地完成上级布置的战斗任务。他多次光荣负伤,手掌和腿上还留有敌人打的弹片。

  在战斗中,他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等军功。他保存的8枚军功章,见证了他为民族解放、祖国独立所作出的贡献。

  他虽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从不居功自傲。在结束13年的军旅生涯,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后,他就默默地把军功章收藏好,从不炫耀,又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去。

  转业后甘愿“官”越做越小

  这里,我最想叙说的,不是高大栋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事迹,而是他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地践行着自己的职责,不管大事小事,心中时刻想着职工群众,在平凡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1957年的初夏,高大栋以营教导员(行政19级)的职务从部队转业,当时组织上分配他到当时的湖州市吴兴县南浔镇委工作,担任镇党委组织委员。他先是带队去湖州参加太湖流域的水利大会战,后又带队参加大办钢铁厂等艰巨工作。1958年1月,在机关工作没多久,组织上调他到新建的南浔制药厂当书记,后制药厂因故停产并解散,他就到南浔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1963年3月,组织安排他到南浔酱厂担任党支部书记。1970年12月,南浔酱厂与酒厂合并,他担任合并后的南浔酒厂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10月,在南浔酒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浔味精厂,当时的吴兴县工业局任命他担任副厂长。就这样,他一直默默地在基层工作到1981年离休。

  高大栋转业来到南浔工作后,就把南浔当作自己的故乡。不管是在“大跃进”时代,还是在后来“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军人本质,带领职工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努力完成生产任务。他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淡泊名利,对待组织上的每次职位调动和工作分配,不论职位高低,他都愉快地接受和服从,从不向组织讲条件、讲困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普通工人,特别是“文革”中被错误批判,他都能正确对待,牢记使命,不改初心,时刻和工人群众奋斗在一起,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有一次我和他聊天,开玩笑地问他:别人做官是越当越大,你在部队是正营,转业回来是镇党委委员,可后来到企业当书记、副书记、副厂长,这个“官”一路当下来,怎么越当越小啦?许多你当年的下属都成了你的上级领导。

  他笑着回答说,“我在部队带兵打仗还行,到地方搞经济建设、搞管理我是外行,就不行啦。我没有文化知识,不懂生产技术,就认识的那几个字还是在部队扫盲班学的,要带领职工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那怎么行呀?”所以,他跟组织上讲,自己不能当主官,要让位于有知识、懂技术、有能力的干部,要全力培养年轻的接班人。

  最有资格“加薪”的他一次次把机会让给困难职工

  1957年到1981年这20多年时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相当匮乏,一切都要凭票供应。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工资普遍低下,一般职工的月工资都在28元~38元之间。那时,由于国家经济基础和财力薄弱,连续好几年都不涨工资,就算有政策要加工资了,也是按单位职工人数30%~40%的比例来加,僧多粥少,有时只能每人加半级(3元)。因为加薪名额有限,每到调整工资时总有单位会因摆不平而争吵,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

  每次调整工资时,高大栋总是事先了解好每个职工的家庭情况和实际困难,然后召开支委会,根据职工的实际困难情况,确定需要加薪的人员,尽量做得公平公正,避免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的发生。遇到人多额少怎么办?他就自己先不加,将自己应加的那级工资让给最困难的职工。有时干脆就自动放弃加薪,将名额让给那些生活有困难、最需要的职工。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二次,而是N次。当年,加工资讲的是资历,要比工作、比贡献,按高大栋当时的资历和贡献,加上又是主管调整工资的书记,他加一级工资是合情合理的,可他并没有行使手中的权力去这么做。可以说高大栋从转业后到退休前,在地方上没有加过一次工资,他的18级干部工资还是离休后,国家统一给离休老干部加时才享受到的。

  高大栋自动让薪的事从没向别人提起过,我是在岳父去世后,一次遇到南浔酱厂的几位退休老工人,他们跟我说起“高书记真是个好人呀,当年我们几个家里都有困难,他把加工资的名额让给我们,自己却不加,这样的好干部不多哦”,后来,我又从和岳父一起共过事的厂领导哪里了解到详情,这才知道了高大栋曾多次主动让薪的事。

  其实,那时高大栋每月也就70多元的工资,家里有母亲和4个孩子要抚养,还要供养一个妻弟上高中,加上妻子应他的要求,带头响应国家号召,精简离厂,没有固定工作。所以,他家里人均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费,生活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当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时,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为职工群众解决困难。

  淡泊名利,时时感恩知足

  1981年10月,高大栋光荣离休了。按照国家对革命老干部的离休政策规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可享受一年13个月的离休工资和(地厅级)政治待遇。高大栋是1945年7月12日参加八路军的,当时编在八路军129师的新兵团受训,1945年9月18日结束新兵集训,分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3纵队7旅19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由于战争年代档案保存不全,他在新兵连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证明,只好以1945年9月18日为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194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日,以此划定了抗战前后,所以他只能享受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待遇。

  后来,湖州市委老干部局的领导了解到高大栋的情况后,告诉他,只要能够找到当年的领导或战友出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为他补办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享受13个月离休工资和(地厅级)政治待遇的手续。

  当时,高大栋的老团长李长生就在南京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参谋长,他还有在南京、徐州等地当领导的战友,且都和他有联系,要想搞个证明也是很容易的事。可他没有这么去做。

  1983年11月,高大栋回安徽老家探亲,路过南京,老团长李长生知道后约岳父去家里一聚。在南京和老领导相聚的那几天,他始终没有向老首长提及自己离休待遇被遗落一级的事情。

  南京回来后,我向他问起了此事。我问是不是当老首长的面不好开口呀,要不要我帮你写个书面材料寄给你的老首长,让他帮你做个证明。他很干脆地说“不用”,同时反问我:“你可知道‘淮海战役’一仗打下来,我们全连100多号人仅剩下30多人,许多年轻的战士没有看到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就牺牲了,他们没有等到解放,更没有享受到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我能够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我还有什么理由和要求好提?现在党和政府给我享受县处级的离休待遇,我心里已经是很满足啦!”

  听了老丈人的一番话,我心里一阵震撼,沉默了很久很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祖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

  (作者系浙江蒂尔森电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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