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可以说，我的命运与祖国休戚与共。

　　是新中国给了我生命

　　我1950年12月23日出生在浙南山区——丽水碧湖周巷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可以说纯属幸运。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贫穷，也由于重男轻女封建观念作祟，在农村，溺婴尤其是溺毙女婴可以说非常严重。我家特别贫困，爷爷三十来岁就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奶奶守寡一生。母亲和奶奶都是小脚女人，干不了重活，只靠父亲租种几亩薄田为生，尽管全家勤劳挣扎，还是难以为继。

　　我的父亲母亲和其他许许多多父亲母亲一样，那时候没有更多办法计划生育，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养活不了接二连三出生的小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我的父母已经生育了5个孩子！1948年、1949年，我的父母又生了我的两个姐姐。结果她们一出生，就被奶奶扔进马桶溺毙了。

　　如果能够养活，谁又舍得将自己怀胎十月的亲骨肉溺毙呢？多年后，妈妈提起溺婴的悲哀和无奈，总是泪眼婆娑。

　　新中国成立后，溺婴被政府严令禁止。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更是明确规定：严禁溺婴。“溺婴的父母要进监狱”的消息就像风一样吹遍山乡的每个角落，家喻户晓，直至深入人心。1950年12月出生的我就这样庆幸被保了下来。如果不是新中国和《婚姻法》，我，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婴，将难以逃脱跟我两个姐姐一样的命运。所以，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最佳的时间来到这个世界，不如说，是新中国的诞生，保证了我的出生和继续活着的权利。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句话于我是那么的贴切，至今想来，我对新中国都充满感恩。

　　丽水山区搭上改革开放的快车

　　自古以来，丽水山区交通十分落后。记得1965年，我初中毕业，考取云和高中，我们从云和回家，大多结伴走路。我们一般凌晨两三点钟从云和出发，走60多公里的路，十三四个小时，傍晚才能到家。记得我第一次走路回到家，脚痛得提不到床上去。母亲将我的脚轻轻捧到床上，给我的脚按摩，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要致富，先修路，但在丽水修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98年以前，丽水一直都没有通火车，出门办事都极不方便。记得1989年我调到丽水市总工会，搞疗休养工作，需要经常出差，真是吃够了交通的苦头。一次，我一个人出差，从南京回来，是晚上到金华火车票的站票，当时我就看见有一个人，晚上用蛇皮袋摊在座位底下睡觉。他看我一个晚上站着，就同情地对我说，他站一下，让我在座位底下躺一会儿。我又困又累，顾不得尊严，蜷缩着身子，在他的蛇皮袋上面小憩了一会。虽然下面很臭，根本睡不着，可舒服多了。人在极度疲惫下，尊严也弃之脑后了。

　　还有一次，是1993年，我带队组织职工到北京疗休养，我们要从丽水坐汽车到杭州乘火车到北京。我们买到的是上午11点多始发到北京的火车团体票。头一天傍晚5点钟，我们一行40多人，就从丽水包车向杭州进发了，但是，半夜里公路上堵车了，几个小时都走不动，驾驶员很着急，就跟随其他的车子绕道东阳的乡下，走小路。可是，小路进去，更是堵得不行，车子前进不了，后退也不行，天亮了，车还是堵着。我一遍遍问驾驶员，能赶上11点的火车吗？第二天上午11点了，我们的车子终于开到了杭州城。当我们心急火燎赶到火车站，开往北京的火车早已离我们而去了。最糟糕的是团体票是不能改签的，40多张火车票，包括卧铺票全部作废。40多人怎么安排呢？作废的车票怎么报销？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借用一家单位的电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休养单位。休养单位领导大发雷霆，我像犯了错误的学生，任凭数落。无奈之下，我在杭州安排好休养员，重新买了第三天去北京的火车票。但是，作废车票的车费怎么办？要知道，1993年还没有工改之前，我的月工资只有90多元，完全赔不起这个钱。最终经过协商，休养单位给我报销了作废的将近5000元车票钱，但于休养单位来说，这是额外的损失。

　　（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