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勇

　　浙江自古人文荟萃。特别是近代“西学东渐”，江浙沿海地区最先受到影响。当年“庚款”的公费留学机会，让浙江小康之家的子弟，有机会远赴重洋求学深造，为人文气息过于浓厚的旧中国注入些科学和民主的味道。

　　民国时期，浙江人在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均有建树。据台湾学者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的考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北大文科教授中，浙江籍达三分之二，如陈汉章、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君默等，可谓灿若星河。难怪有人说：一部民国史，半是浙江人。

　　恰巧这两天读到一本《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李辉。因为工作关系，李辉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化名人，或与他们长期书信交往，或曾为其写书立传，或曾策展出版过其作品。在这本书中，李辉撷取的浙江籍文人，如冯骥才、施蛰存、丰子恺、黄宗英、郁风、戴望舒、冯雪峰、冯亦代、艾青、徐迟、董鼎山、董乐山、夏衍、邵燕祥、何满子，谈及种种交往往事，饶有趣味。

　　比如为了采访浙江余姚名人蒋梦麟的一段史实，李辉专程赴武汉某研究所，找到蒋梦麟最小的儿子蒋仁浩。据蒋仁浩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父亲带着他们，与普通教授同住在一个小平房里面。由于敌机轰炸频繁，在躲进防空洞里的时间，父亲始终在用打字机写东西，这部著作即《西潮》。他将1840年鸦片战争至其生活的一百年间的历史事件，从乡村生活、童年教育、家庭影响，一直到留美参与革命的经历，以及国家统一、抗战中的诸多故事，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录。

　　画家、诗人郁风是浙江富阳籍作家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和沈从文也十分熟悉。有一次，沈从文告诉郁风，说郁达夫是第一个帮助他的人。当初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成为最早的北漂青年。因为贫困潦倒，无奈之下给郁达夫写信。某个下雪的上午， 郁达夫推门而入，在看见冷若冰窖的屋子里，沈从文正裹着被子写作，几乎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解下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身上，又拿出5块钱请他吃吃饭，并把零钱都给了沈从文。回去以后，郁达夫写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受到社会冷遇，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进而抨击社会的黑暗与不公。郁达夫在自己编辑副刊上，也尽可能发表沈从文的作品。《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也成为前些年电视朗读节目的热门篇目。

　　沈从文后来又认识了浙江海宁人徐志摩。彼时徐志摩在文坛影响力如日中天，但他十分欣赏沈从文流露出的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对沈多有提携。他将沈从文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如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沈从文的世界从此打开了全新的一扇窗。甚至与张兆和的结合，也是在胡适的撮合下实现的。这段时间，沈从文也写出了《边城》《湘行散记》等系列文学经典。可以说，如果没有郁达夫、徐志摩的慧眼识珠，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

　　《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共22篇，每一篇长短不一，文字简朴平实，但都佐以丰富的史料。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以丰富的知识积淀，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素材中，抽丝剥茧般找出事件背景及人物关系，披露了许多正史未为可知的资料。

　　由于时代隔膜，读这本书的时候，笔者经常为了某篇中涉及到的某人名、地名等，再去网络查询相关背景材料，往往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汗颜。不过读书重在读思想，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知识积累，达到自我提升。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只要开卷，终会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