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代华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多个农民工家庭发现，对于举家进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由家务问题带来的“后院起火”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然而，在专家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女性越来越多地走进职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正遭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自农村携带而来的传统观念与城市中的“双职工”就业结构正面碰撞，男女家庭角色的重新定位、家务的重新分工，是他们必经的“阵痛”（10月24日《工人日报》）。

　　长时间以来，在农民工群体中，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80%以上都是男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打工已不再是男性的专利。据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已略高于男性，男性占46.8%，女性占53.2%。女性留守农村的传统分工方式已渐行渐远。

　　应该说，城乡迁移中的农民工家庭，夫妻对家务的重新讨论和规划并非只是简单的家务事。家庭角色和分工的微小变动，可能隐含着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线索。近年来，社会舆论都在大力提倡两性平权，如何从思维上首先校正对男女分工评价的偏颇显得至关重要。

　　在社会越来越多元、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当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男女的工作属性早已告别了体力上的分野，更多诉诸于智力与能力的高下，若有人还是一味抱着“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农耕思维不放，只会予人笑柄。毋庸讳言，当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时，男女的性别属性也将越来越模糊。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当两性的角色可以毫无违和地互换互融时，我们理应为这种社会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2018年，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与2008年第一次调查时相比，10年间男性和女性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副主任杨玉静表示，“应该看到，男女家务分工在缓慢趋于平等状态。”因此，农民工进城后由家务问题带来的“后院起火”应视作是”农民工必经阵痛”。

　　“农民工必经阵痛”，对男性农民工来说是一次考验。男性农民工首先应该转变思想观念，如果抱着陈旧思想观念不放，难免会产生“男性就该在外干活，女性只能做家务”的心理暗示，进而固化其对男女社会属性的定义，对两性的价值产生错误判断。男性农民工应该克服大男子主义思想，不再死抱家务事是女性专利的思想，而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对于举家进城的夫妻农民工来说，家务事应该做好分工，平等承担，而不是让女性农民工承包。

　　农民工应该经得起必经的“阵痛”。显而易见，只有打破社会既有的性别成见，让男女从各自固化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每个人才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可能。揆诸现实，当男性可以驾轻就熟地担任更多的“她职业”，而不再享有所谓的性别特权时，当女性也不再成为波伏娃笔下的“第二性”，成为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时，两性平权才能真正水到渠成、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