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三个周作人”：一是“附逆者”的“周督办”、二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三是“为国为民”的“殉道者”。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他既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他的悲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

　　《周作人概观》辑录了舒芜有关周作人研究的三篇代表作。其中，首篇着力于对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乃至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作一个概观，余者，则论及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及其文艺思想。整体而言，这些文章虽未充分展开，但涉及问题很多、很丰富，诸如周作人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译介、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二者相为表里正好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周作人的塑像。

　　舒芜认为，周作人在“五四”初期所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系列文章，“目的都是为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及“反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其中，《自己的园地》一辑不但奠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也横扫当时文坛反动势力“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在新文学运动中，他更是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并提出著名的“人的文学”的理论。周作人“善于用小品文来宣传某种文化思想，进行某种文化批判，不管他是在讲花木虫鱼，在论鬼神道佛，在谈东西学问，在评古今文章”，他都善于“旁征博引”。其“境界之高”“博学之广”，有温暾而洒脱的闲适，又有略带苦味儿的幽默睿智和谐趣，“信笔所至，初看似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是湛然和谐”（郁达夫语）。

　　“五四运动”后，周作人变得消极彷徨起来，远离了社会现实，躲进了“苦雨斋”，甚至“站在歧路的中间”，踏上了附逆之路。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从，周作人找到了“理性的隐士”这一麻醉自己的身份。舒芜对周作人报之以“同情”，他说，“周作人的诸种现代人感觉当中，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是人世的孤独感、寂寞感。”“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

　　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舒芜不但试图总结出周作人悲剧的性质，还在《理性的晴朗和现实的阴晴——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中，以18世纪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20世纪悲观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对立作为切入点，探讨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及其审美价值取向，既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也使我们更客观、更理性地理解包括周作人等特定个体身上的文化症候，最终还原一个更加真实而有思想的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