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阅读余怒老师的诗集《蜗牛》，套用网上流行的话说，真是“太难了”。它就好像一份加密文件，一个珍珑棋局，不是绝顶高手根本无法破解。

　　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可以慢慢地读、细细地品。读着读着，我忽然发现难只是意义理解层面的，在这个层面之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即便读了很多时日，我依然不懂诗人究竟传达了什么，但当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同书中文字发生碰撞的时候，集子里的一些诗句总是不自觉地浮现于我的脑海，好像有过交集，又好像是因为别的什么，比如它道出了我心中想说而未曾说出的隐语。

　　当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遇见某个人，发生某件事，心里有所触动，想要表达，却发现自己难以言说，就好比深秋时节，黄叶满地，我们徜徉其中，感觉很美，但在心中搜罗良久，发现那种美只能用“不可方物”来形容，根本说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个美法。与之相似，阅读余怒的诗，读者也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无法说清楚诗人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可内心却仿佛被鞭炮炸响的黑夜，声音由此及彼，经久不息，有时还会与诗里的某个句子、某个场景产生共鸣，将自己带入到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

　　毫无疑问，余怒老师是诗歌界的探险家，是一个文学斗士，更是传统语言习惯里的逆行者，可能也是寻常人眼中的“异类”。一如《蜗牛》里所展示的那样，余怒的诗与我们常见的诗不同，像是被重新剪辑之前的《东邪西毒》，弱化了语言的表达，丰富了人的想象。此处或有一比，如果你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给它定性为西瓜，那它只能是西瓜，如果不加以定性的话，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可以是轮胎，可以是皮球，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十五的月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余怒的诗，很多人都是占了“不求甚解”的便宜，虽然心里头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猫爪挠心似的，可当我们将目光锁定那些“费解”的文句，用心体会，慢慢地就会觉得有意思起来。

　　很多评论家称余怒的诗“藐视了规则”，然而换个角度想想，这未尝不是对自然之序的尊重。从哲学上来说，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余怒的主张和坚守符合这一规律。

　　在文本之外晃荡了许久，回到《蜗牛》，“存在”一词被多次提及。思维、光照、动物、人……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而是直言他们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至于意义，诗人并没有作人为的阐释，而是放任读者自己去体会。

　　也许有人会说，我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又怎知你心里的秘密？但读者要从诗里获取的也不是作者的秘密，而是个体经验在文本中的重生。你的经历与我不同，你的故事也不是我的故事，但是人生总有相似的地方，人的心里总有相似的情感，或者也曾经历相似的场景。当你读诗的时候，内心里同样也会有呼应和共鸣。

　　事实上，诗人去过的茶吧可能我们也去过，他发呆冥想的状态可能我们也曾经历过。发生在茶吧里的那场相遇，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施蛰存先生的《梅雨之夕》；而读到“在我打开门的那个早上，送奶人/将它同牛奶一起，送还给我。/我们互道早安”，我们眼前仿佛开了一扇窗，看见什么，看见多少，因人而异，用它来形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当真是太妙了，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

　　每首诗都有开头，一如武学套路的“起手式”。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起手式只是客套礼数，临敌时毫无用处，不过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碧血剑》里借袁承志对刘培生的指点，反驳了这一观点。“起手式”并非无用，而是看你用得是否得法。品读余怒的《蜗牛》，发现集子里有一些诗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像《普通语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的感受是尖锐物”，《记录》的第一句话则是“抓住人们所说的”，感觉开宗明义，巧妙地点了题，比如前者，语言是尖锐物，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变得具象化了，有助于增进读者的理解，读者只需结合自身经验，结合“恶语伤人”等俗语，可以更好地品读、体会诗中内容；后者也是一样，“抓住人们所说的”可不就是记录吗？不过是用了拟人之后，使句意越发生动罢了。

　　“起手式”之后是诗的正文，作为一个看客，有些我们能懂，有些我们不懂，有些我们似懂非懂，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觉得好读、觉得有感觉就行了。这就好比说到“独孤九剑”，鲜少有人能记得，但是说到“无招胜有招”谁都知道，而且每每说起人们总是心潮澎湃。余怒的诗亦然。

　　因为胸中少墨，所以不敢乱说，只能谈谈自己读诗时的感受，也许这感悟与诗人的本意并不相同，却是文本投射在我心中的一道影像。拉拉杂杂千余言，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只能勉强算是一种阅读体验，难称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