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哥

　　我出生在上海天潼路、七浦路附近的松同里，那里离上海老火车站（上海人习惯叫它老北站）不远，儿时经常枕着汽笛声慢慢进入梦乡。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铁路、火车充满了神秘和憧憬，老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到乡下亲戚家做客。

　　1958年我5岁，那年10月，我终于有机会坐上了火车。父亲去世不久，适逢上海市疏散社会闲散人口，没有固定工作的母亲自然被列疏散范围。为了不到遥远的“外埠”去，母亲带着我和不到2岁的弟弟，到浙江余姚乡下投靠一家远房亲戚。

　　带着各种零零星星的家当，母子仨从北站乘上火车。送站的邻居们带着怜悯的表情、抹着同情的泪水，劝慰着愁肠百结的母亲，在这样抑郁的气氛里，似懂非懂的我自然也没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汽笛声中，火车离开了上海北站，那一刻，我的童年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一个很少出远门的家庭妇女，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火车上的窘境可想而知。我们本该在萧甬线（杭州至宁波）一个叫作“五夫”的乘降所下车，精神恍惚的母亲却坐过了站头。列车员们倒是非常负责，她们没有任何训斥和指责，到了前方马渚站，三名列车员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抱小孩，把我们送到站长室，交待车站把我们送上往回开的火车。

　　回程的火车把我们送回五夫乘降所，这里没有站台和工作人员，列车员们又七手八脚帮我们递行李，扶妇携幼，安全送下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前些年看到个别列车员不文明待客的情景，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那些热情的列车员阿姨们。

　　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后来竟然会成为一名铁路职工：1970年春节刚过，我报名参加夺煤大会战，抱着改变“北煤南运”的理想，阴错阳差地进了长（兴）广（德）煤矿的铁路管理处。

　　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360多人，三分之二下井挖煤，三分之一留在铁路工作。但在余姚上火车时，新工人们都不知道我们中的一部分将到铁路工作。来接我们的一位老同志，曾在余姚火车站当过站长，怕有人认出他后走漏风声，便领着到铁路工作的116名新工人离开火车站，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候车。

　　当时萧甬线列车经常超员，那天车上的客流同样爆满，几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通，只有我们的团体车厢还有几个空位子。车过绍兴，几名通勤的铁路职工想坐那些位子，我们连长（那年头新工人都是军事化编制）不同意，结果发生了争执，带队的老同志只得出面调解。那些铁路职工一看是多年不见的老同事，一拥而上抱在了一起，有的眼里甚至充盈着激动的泪花。傻乎乎的我们还以为他们要打架呢。这是老师傅们给我这个新工人上的第一课，后来的岁月里，我常常回忆起那一幕，它让我懂得了四海为家的铁路职工对友情的珍视和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