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

　　新冠病毒的流行，使笔者想起了人类的灾难历史，想起了与灾难历史相关并努力为之书写的人类的优秀文学作品……

　　一、加缪的《鼠疫》

　　关于人类遭遇“疫病”灾难的文学书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双重经典——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加缪的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畅销不衰。

　　在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中，加缪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发生在阿尔及尔奥兰城的一场瘟疫。人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的折磨。

　　在《鼠疫》中，加缪不仅写了灾难，更写了灾难背后的人性，而且对人性挖掘的深度，令人警醒。加缪在描写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更看到了复苏的是善、是同情、是良知、是爱这些人类的精神力量和品质。正是这种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气和正义，在生命面前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带来奥兰城的最后胜利。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强调的，“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又要有平衡矛盾之毅力；要有反抗超越之举，又要有将爱内化为主体精神之境界，从而达到主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二、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失明症漫记》是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这部小说被认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颁奖称赞这部作品“用想像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

　　小说中描写到，西方某个大城市突然爆发传染病，人们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色眼疾”，随之成了失明者。这种疾病迅速蔓延开来，城市里一片混乱。于是，当局下令将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派士兵把守，并且枪杀失明者。此时此刻，罪恶的念头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小说中的医生太太，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伪称自己也是瞎子，因而发生的一切都落入她的眼中：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女、狠毒的恶棍，演出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若泽·萨拉马戈通过此书想告诉读者的是，我们都是如此盲目，那么，如果失明症像瘟疫一样蔓延而只有一人得以幸免，人类社会会怎样？这本书中，作者用“失明”作为一种肆虐的传染病，描绘了人在面对足以颠覆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灾害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对人性中的善与恶，尤其是疾病灾难中人类的欲望和脆弱，进行了异常深刻的揭示。

　　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这长达60年时间的爱情纠葛描写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

　　小说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丰富复杂繁复的爱情表达方式的描写中，将战争、瘟疫和其他灾祸巧妙穿插，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世事沧桑，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但在灾难面前，人的心灵格外需要亮光、温暖和对生命的激情。这个时候，爱情就显得尤为可贵。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霍乱中的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极致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苦难最终的救赎，必然是爱……

　　四、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是写于1951年的英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位意大利轻骑兵上校来到法国南部，正赶上一场蔓延的霍乱，也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他们到处碰到官兵对感染者的追杀。两人在患难中渐生微妙的情愫，而少妇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阴影……

　　《屋顶上的轻骑兵》与加缪的《鼠疫》的主题一致，探讨瘟疫本身和人在瘟疫中的行为，“它们都强调瘟疫之所以可怕，乃是它在客观上致人于死的同时，也引发由于惊慌而造成的自私、残酷等心灵上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而只有回归人性，回归专业，瘟疫始有可能得到控制。”

　　加缪曾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这些记录人类“疫情”“疫病”灾难的文学图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们把我们人类的痛苦、悲哀、噩运、灾难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进行解读和认识。人类与疾病、灾难中的人性表现、人类在灾难中的道德和伦理的表现，这些认知经验因超越了具体的事件而具有了普遍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