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专”看农民工市民化的紧迫性
微观点: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返岗的农民工似乎愈加成为“香饽饽”。各地既然有接送农民工“三专”的温度和速度,相信也会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林上军
随着复工潮的到来,各地“三专”现象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为了尽快接回农民工,你出专车,我定专列,他包专机,海岛地区还有专船迎候。一般情况下,农民工自己不用出路费,一路安排周到暖心,凸显用工企业和政府的一片诚意。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返岗的农民工似乎愈加成为“香饽饽”。出现这一现象,道理很简单,时下,无论是哪一个产业或者是哪一个行业,都缺少不了农民工。与前阶段各地争抢人才相比,不少地区以往对农民工的吸纳力度是否弱了一点?在制订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政策是否少了一些?
农民工,曾经是从乡村出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到城区(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人员的代名词,现在流入地又将其称为新居民。新居民内涵要比农民工广,也显示出农民工的地位与时俱进。与另一类新居民——大专以上学历人才相比,各地对农民工的重视度显然低于学历型人才引进。不少地方的购房政策,大专以上才有补贴,原先的落户政策,农民工被排除在外。这种现象,与现实形势似乎不相适应。
我们需要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农民工。以前,他们背井离乡,是因为务农收入明显低于进城务工收入,家门口赚钱机会很少。现在,随着区域间产业的梯度转移,农产品流通体系完善,随着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新一代农民工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跨省出远门,有的就在家门口就业;他们在老家务工的收入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逐渐缩小甚至逼近。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同时,农民工的构成发生变化,他们的想法也在改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所体现出的特征是年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追求人格平等、深怀强烈的成功梦想。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谋生,更希望融入城市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如果感觉所在城市不尽人意,他们会用脚投票,选择回乡或另走他乡。而且,当下的农民工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第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生力军;随着各地农业新业态的兴起,他们中部分则回归到第一产业。
近期,各地之所以积极实施包专车专列专机等举措,就是看到了农民工对地方产业的不可或缺性,尤其是那些苦累脏岗位,本地人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减少。一时的非常之举能起到引导民工回流作用,但从根本上解决用工紧张问题,还需要从制度设计、城乡融合、服务共享、素质提升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精准施策。尽管,吸纳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成本,需要投入,但事实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发展乃至城市税收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并且缓解城市老龄化趋势,提高整个城市的消费水平,有助于拉升内需。
笔者相信,各地既然有接送农民工“三专”的温度和速度,相信也会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的力度和深度。